父母的爱情

　　“掌柜的，剁馅包饺子去吧，晚上基社的同志来咱家吃饭，我们先喝着酒，你包完水饺正好我们也喝完了！”刚下班回家的父亲，一边推着自行车，一边朝着正在院子里择菜的母亲大声喊着，母亲一听又要来人喝酒，气就不打一处来，站起来说到：“整天叫人来喝酒，我上辈子真是欠你啊！”说归说，气归气，母亲还是习惯性地问上一句：“吃什么馅的饺子啊？”父亲回答：“当然是胡萝卜肉馅的了，肉都买回来了！”接着迅速地从书包里掏出一块猪肉递过来，母亲一把扯过来，转身扔下一句：“喝了、吃了，也瞎了！”随即便走进了厨房。
　　以前，我一直认为，父亲与母亲之间是没有爱情的，只有无休止的争吵与埋怨。其实母亲不是怕父亲喝酒，而是酒后的父亲，总是把生活的一些琐事、烦心事，牢骚满腹的发泄到母亲身上，可母亲总是一边嗔愤，一边又把做好的饭菜端到父亲面前，自己啃着馒头却很少去夹菜，这似乎已经是母亲的一种习惯了。母亲抱怨父亲不顾家，不做家务。更是抱怨父亲整天忙供销社里的公家事，自己整日在地里辛苦劳作，如果从地里干活回来晚了会儿，还被父亲数落一番。父亲嫌母亲不分青红皂白，乱发牌气，整天唠叨个没完没了，做的饭菜还没滋没味。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母总是吵架，最后总是母亲妥协后哄着已经哭得稀里哗啦的我睡去。
　　父母的爱情就是这样，一个怨，一个嫌，一个骂，一个喊，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但从来只动嘴不动手，似乎彼此又在宽恕、忍让、包容着。就这样随着我慢慢地长大，见证了父母在吵吵闹闹、风风雨雨中携手并肩走到满头白发的过程。他们又以一种最质朴、最古老的方式把爱情升华成为亲情。
　　改革开放初期，山东鲁西北地区还是很落后。那时候县城里没有几家饭店，老百姓还不习惯去饭店消费，当然也是消费不起。只有逢年过节走亲戚，或是夏季的阴雨天，冬季的下雪天串个门，在家里喝点酒热闹一下。做上几个家常菜，喝上半壶老酒，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优越的生活了。父亲招待朋友的菜肴很简单，拌个豆腐皮，炒盘花生米。来喝酒的朋友你买个罐头，我买点小鱼，最后出场的当然还有母亲纯手工包的水饺，在现在看来这极其简单的一顿饭，就能让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把一天的工作疲劳忘得一干二净。我想，这就是那个年代知足意义上的穷乐呵吧。
　　父亲在供销社的食品厂工作，是家里唯一吃公家饭的人，也是个热心肠的人。在单位是一厂之长，在家里是街坊邻居羡慕的国家干部。计划经济时代的供销社，是那个年代的宠儿，是托起物资供给大任的重要单位。越是农忙时节和传统节日，越是基层供销社最忙的时候。从农业生产资料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从农民们的农作物收购到女人们手中的针头线脑，都是供销社的经营范围。所以，父亲和他的同事们风光无限的背后，更多的是基层供销社繁琐又复杂的社会责任。那时候，供销社就是老百姓的衣食父母，也是老百姓最信赖的地方。
　　我的家庭是一个七口之家，在当时也算的上大家庭了。除了父亲每天忙于基层供销社的工作外，母亲是挑起家务和地里一切农活的主力。每天姐姐和哥哥放学后直接去地里干农活，割草的割草，挖菜的挖菜。那时我才三、四岁，家里没人看不放心，带去地里又嫌碍事，于是，只能轮番放到邻居几个奶奶家里帮忙照看，干完农活的母亲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从邻居奶奶家“认领”回去。母亲年轻时吃的苦、受的罪太多了，既要支持着父亲在供销社的工作，又要含辛茹苦地把我们五个孩子拉扯大。瘦小的母亲扛起了一大半的家庭责任，为了让父亲安心工作，母亲选择了不离不弃地陪伴。
　　改革开放中期，中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好日子真的 来了 。然而，从供销社退休的父亲，却因脑出血住进了医院，经过抢救生命是保住了，但由于血块压迫运动和语言神经，从住进医院的那一天起，父亲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和说过一句话。
　　一个多月后，医院通知可以出院回家静养了，但要想恢复语言和肢体功能已经是不可能了，我的父亲从此成了一个植物人。回到家的父亲整整的在病床上躺了两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应验在了我的身上。这两年里只有母亲床前喂水喂饭，床头洗洗涮涮，日夜细心陪伴。我知道母亲很期待着父亲能好起来，即便不能走动，能说说话也行，母亲多么希望还能和他“吵上一架啊！”我想，父母的爱情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爱情，是平凡人生中的真情，更是人间最真挚的亲情！
　　时光流逝、岁月沉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有目共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让亿万个中国家庭告别了苦日子、穷日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赋予了人民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国人民用智慧与勤劳的双手实践着伟大的中国梦想。就像父母的爱情一样质朴又真实、坚定而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