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羿：深藏的激情

诗歌点燃梦想

   1988年，张羿19岁，四年师范学习结束后，顺理成章地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中学教师。“那时，虽有伟大的抱负，但由于年少，并没有考虑过环境对人的成长所产生的制约。很快，我就发现在乌苏里江边的这个偏远乡村，根本无法实现自己影响世界的抱负，因此陷入巨大的孤独。”
   张羿的思想与周边的人格格不入，当别人在平庸的生活中消磨生命时，他则陷入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张羿开始写诗。由于之前大量的哲学阅读，他的诗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写诗并发表作品，使我的梦想燃烧起来。但我的生存状态与周边环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黑龙江边陲这个与世隔绝的乡村，我拒绝参加打牌、搓麻将等平庸的消遣，把全部精力投身到读书和写作之中，并且抱持胸怀天下的伟大梦想。这在他人看来根本无法理喻。”
   在巨大的反差中，他终于决定离开这里去北京闯荡。1992年秋天，在当过四年教师后，张羿毫不犹豫地扔掉人民教师这个“铁饭碗”，只身一人去了北京这座汪洋大海般的城市。那时，辞去公职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事件。几乎无人看好他的选择，在家庭内部，也曾经导致父母的激烈反对。但他还是义无返顾地踏上了北京的征程。“那时，我把北京当做文学的天堂，甚至是梦想中的净土。但到了北京接触文学圈子之后，却发现所谓的名流大多不过是徒有其名，且与俗人无异。胸怀伟大梦想的我，很快对北京的文学圈失去了兴趣。这使我最终放弃了文学。”
   虽然如此，经由著名诗人、诗歌编辑家王燕生的引荐，张羿仍然于1994年进入鲁迅文学院文艺学硕士研修班的学习。“我不过是偏远地区来京的无名小辈，与王燕生老师只是在1991年镜泊湖诗会上有过一面之交，却受到了他自始至终的照顾和无私帮助。我至今仍然深深地记得，到北京后，在中国文联大楼下，我与王燕生老师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王燕生老师故乡山东临沂，是王羲之的后代。王燕生老师推出了朦胧诗群和‘第三代诗歌’，对中国当代诗歌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王燕生老师也是我到北京后对我帮助最大的一位，我和他具有父子般深厚的感情。王燕生老师，以及他身边当年的诗人，如今的‘中国第一编剧’邹静之，都是我所尊敬的。我所尊敬的是他们正直的人格。当我2011年惊闻王燕生老师去世噩耗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和悲痛。”
   1996年秋，王燕生介绍张羿认识了国家建设部《中华锦绣》画报社社长赵伟，从此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转折。他由一名偏远地区的普通文学青年成为首都北京一家新闻单位的编辑和记者，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圈子。虽然他从事新闻工作时间不满两年，却完成了一次蜕变，从前那些天马行空的思想完成了一次软着陆。“那时，我最感到意外的是，很多高级领导却显得极为朴实。那时，国家建设部的几位副部长，如叶如棠、毛如柏、郭锡权等，都是温文尔雅的学者型干部。”
   张羿说，“1997年秋，我人生中发生了一次更大的转折。在俞正声调任当时建设部部长前后，我辞去建设部这家画报社的职务，带着妻子毅然南下，到了广西南宁投身到一家具有创业性质的企业工作，涉足高科技环保产业。之前，我只是在报社工作期间，从中国科学院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参事牛文元教授那里首次听到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在广西南宁的三年，张羿体会了创业的艰辛，并无果而终，“原本去南宁是抱着幼稚的幻想，希望快速致富然后再回到北京。虽然北京的文化界并非净土，但我骨子里还是喜欢北京。在南宁失败后我觉得无颜回北京见江东父老，就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上海。从此就与商业地产发生了关联。在主业从事商业地产的同时，我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管理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2004年，张羿第一部管理学专著《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问世了。“该书出版前，就得到了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钱章教授的无私帮助。孙钱章教授是山东淄博人，早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后调入中央党校，是一位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的知名学者。孙钱章教授古道热肠，像我早年在诗歌界的前辈王燕生老师一样，让我再一次体会到故乡山东人乐于助人的豪迈品格。他不仅自己欣然为我的新书作序，还向其他学者极力推荐。其中，英国剑桥大学克拉霍学院终身成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副院长董新保教授，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教授、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原副院长陈志诚教授，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德向教授都为我的书写了评语。”
   随后，在孙钱章教授的引荐下，2004年7月，还是一名房地产经理的张羿，随中国管理学者代表团，出席国际管理学者协会联盟(IFSAM)第七届世界管理大会。在这次汇集全球各大知名高校，知名管理学者的高水平学术大会上，他的主题报告《现代企业的终结与后现代企业的兴起》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趣。回国后，在管理学界渐渐声名鹊起，主流财经媒体纷纷约稿或采访。
   2007年，张羿的第二部管理学专著《中国式管理批判》问世，“该书主要是针对台湾学者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思想进行系统的批判。该书出版之前，即在中国管理传播网上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讨论，吸引了中国管理学者和企业经理人的参与，在业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中国管理学的建设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企业，而且管理学是一本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不能脱离实际。因此，在从事管理学研究的同时，张羿没有停止企业实践。
   “近年来，我没有出版新的管理学著作，而是在从事企业实践的同时，进行更深刻的沉淀。同时，鉴于全球化和文化管理浪潮的兴起，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我又把文化变革作为关注的核心。未来社会最深刻的变革将是文化变革，它是一切变革的前提。在此背景下，2012年6月底，我参加了首届海安523中国当代艺术思想论坛，提交了《后历史：艺术与哲学的双重终结》一文，在论坛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余波因为会后著名批评家吴味的发难而引发了业界的热议。其后，著名批评家程美信等也参与到论战中，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冲击波。”
   从管理学到文化批评的跨越，似乎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张羿表示，“虽然前些年以管理学为重点，但文化研究始终是我不变的目标。而文化批判实际上又回到了我二十年的老本行，在这样的回归中，蕴藏着新的方向和使命。但无论管理学还是文化批判，都需要紧贴社会现实，因此，我对自己从事的企业实践高度重视。我不是一个受过系统训练的学者，一路走来，完全靠自己的摸索。对我而言，企业实践属于副业。而真正的使命，将由学术来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