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抚慰“年末焦虑”的隐痛

　　年关将至，无论工作、学业还是生活、感情，都该有个总结和新的规划。不少人逢年底时压力感不断上升，出现“年末焦虑”的情况。近日，在对2003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6.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有“年末焦虑”，62.9%的受访者认为“年末焦虑”主要来自经济压力，其次是工作压力(51.0%)、人际关系(32.3%)。（据今日本报14版）
　　旧时欠租、负债的穷人必须在过年时清偿债务，这就是所谓的年关。现在物质条件富有了，都不愁吃穿温饱了，已经不存在欠租负债层面上的“年关”，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陷入“年末焦虑”不能自拔呢？
　　随着现代社会竞争的不断加剧，那种发自内心、无牵无挂的快乐正悄然离许多人远去。焦虑不再是医学概念和心理学范畴的“病”，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无论普通民众抑或达官巨富概莫能免。近九成人的“年末焦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隐痛。
　　社会底层自不待言，为了买房子、看病和孩子学费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存层面问题而焦头烂额；所谓的“中产”虽然有车、有房、有存款，但是依然缺乏身份的自我认同。尤其是在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竞争加剧、股市房市剧烈波动的时代节点上，北上广等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更是节节攀升，每个人对于未来都存在着太多不确定因素、有着太多不安全感。那些达官富贵和社会精英，或因权力和职位的攀升，或因财富的打理、资本的未来等，同样牵肠挂肚、惶惶不安。
　　焦虑感已经是一种普遍性的时代心情，这个高达近九成的“全民焦虑”的社会转型期隐痛，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在“年关”这个特殊时间节点上达到了最大值。“年末焦虑”的病根不在年末，也不仅仅是“经济压力”。除去生存和生活层面，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社会保障不足等导致的“被剥夺感”和由此产生的对未来的不安全感，价值观念的多元化让人们对未来产生的“不确定感”，才是“全民焦虑”的根本原因所在。
　　如何理疗和抚慰国民“年末焦虑”之痛？其实答案很简单。制度不兜底，人人都是焦虑者。首先，公共管理部门应该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让更多人看得起病、上得起学、买得起房，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给国民更多的“小确幸”；其次，通过完善制度构建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消弭国民之间的“相对剥夺感”，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在“小确幸”的基础上整体提升国民幸福指数这个“大确幸”。
　　“小确幸”和“大确幸”都有了，“全民焦虑”的隐痛自然会得到抚慰。那时的“年末焦虑”也不再是高达九成的“全民焦虑”，而只是个别人的幸福烦恼，即使是焦虑也将回归到医学和心理学范畴，而不再是一种社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