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众义：耿耿怀大义

 初到温岭，睡觉都要枕着枪

    “我是城关五村人，出生在一个破落户家中，因为穷，上不起学，只好报考了师范学校，那时候的师范学校不要学费，每月还发口粮。”坐在杭州自家的客厅里，吕众义深情地回忆起年少往事。
    “在学校里，受到中共地下党员的宣传熏陶，1945年秋，我参加了革命，主要在县各救会、县委宣传部从事发动群众工作，还参加了莱芜、孟良崮等战役的支前工作，”吕众义感慨地说，“孟良崮战役打得太辛苦了。”
    说话间，吕众义的老伴推门进来，递过一条小毛毯，吕众义笑着接过盖在膝盖上：“早些年伤了，怕凉。没有客人，我们家的空调几乎不用。”
    抬头四顾，这个简陋的客厅中，唯一显眼的是吕众义和老伴的一张婚纱合影，两位老人相偎相依，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那是50年金婚的时候照的。我老伴是浙江人，也是很小就参加革命的地方干部。”吕众义说，1949年南下到温岭后，没日没夜地工作，一直到1952年才成家。
    “我们接收温岭的时候，温岭刚刚解放，群众对共产党还不认可，开展工作非常难，我们又听不懂当地话，出门要带翻译；国民党残部与土匪、恶霸地主相勾结，猖狂反扑，妄想‘变天’，形式非常严峻，我们连睡觉都要枕着枪。”吕众义说，“土匪非常多，有好几位干部牺牲在温岭。”
    “白天，赤脚下田地发动群众，晚上，开会商量工作。当时主要开展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筹备军粮等工作。”吕众义回忆，“1950年，土匪恶霸已基本消灭，土地改革后，群众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已经有了认识和信任，工作开展起来容易多了，温岭当地话我们也基本能听懂了。1953年后，主要工作就是搞生产，我们是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劳动。”
    吕众义说，1949年春天，随军南下离开家乡后，几乎就没有再回来，1975年到北京开会，原打算会后回日照看看，已经和同在北京开会的老战友牟步善说好了，一起回日照的，却接到紧急通知，让他会后立即回浙江，回家看看的愿望又落空了。
    直到1990年前后，吕众义才抽空回了趟老家。吕众义说，“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工作千头万绪，大家都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都没有顾及到个人家庭的。”
    “我这个人呢，自己没有什么本事，工作就是依靠大家干。”吕众义说，从区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到厅长，不管是在哪个岗位，他这个“班长”，非常注意发挥大家的作用，把“权”分发下去，工作靠大家，他所带的班子都是团结的班子，上进的班子。
    翻看老照片，时任黄岩县委书记的吕众义，挽着裤腿，肩挑两大捆刚刚收割下来的稻子，吕众义说，“那时候都是这样，一边劳动一边工作，走乡进村，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工作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吕众义语重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