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派记者 陈 潇□李玲简历
　　李玲，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祖籍山东日照涛雒镇下元村。1933年12月出生于山东新泰。1955年考入北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无线电系，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先后从事“微波通信与微波技术”“光纤通信与光波技术”的教学和科研。承担多项国家重点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总参通信部等国家级和部级科研项目，多次获奖。其中“相干光光纤通信系统及关键部件的研究”作为453项“七五”国家重点攻关受奖项目之一，获国家科委、计委、财政部表彰；获邮电部“七五”攻关一等奖和科技进步二等奖。指导研究生近50名，出版著作(有些与他人合编)《电磁场理论与微波技术基础》《数字微波通信中的微波调相器》《光纤通信基础》《光纤通信》等。参加编写《中国邮电百科全书》，任《电信卷》光纤通信部分副主编。北京市“三八”红旗手，享受国务院津贴。母校淄博一中“功勋校友”。
　　有一种女子，天生便得光阴眷顾，李玲亦如是。
　　目光深邃，淡雅如菊。岁月并未在这位81岁的女子身上留下太多痕迹。时间，只是让她变得更具魅力。只需一面，便足以令人铭记。理工科出身的李玲，除了科学家的精益务实，身上更多的，则是文人的优雅细腻和浓浓的书卷气。童年·五味时光
　　1933年，农历甲戌年。
　　齐鲁大地，新泰孙村，一户李姓人家迎来了家中第一个女孩儿。这个孩子的出生，为已过而立之年的父母带来了莫大的喜悦。
　　李家的籍贯是日照。日照五大家族：丁牟秦安李。李玲所在的家族即著名的学士李家，其母为名门望族丁氏之后。生于书香门第，作为家中长女，备受父母宠爱的同时，也被寄予厚望。
　　“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给了我最早期、最基本的文学启蒙教育。他以谆谆善诱的方式，不断唤起我去叩击那雄伟壮丽的文学殿堂大门的愿望，从而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爱好。”李玲深情地说。
　　李父一生投身于两种职业：从医和采煤。并在这两个行当里都做出了骄人的成绩。
　　“做医生时，他提出了‘穷人治病，富人拿钱’的理念，对穷人，少收或免费。他扑灭了当地一种叫做‘黑热病’的传染病，以过人的医德和医术造福一方。”
　　“悬壶济世”的美好愿景随着日军铁蹄的逼近，消失在隆隆的炮火声中。药房停办后，李父与几个朋友合伙开办煤矿“德盛公司”。
　　“父亲一直以满腔爱国热情尽其所能地支援抗日。在药房时期，冒着生命危险帮解放区购买军需药品，并救治了多名八路军伤员。煤矿办起之后，更是在经济上全力支援抗战。”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侵略者的铁蹄无情地践踏到了齐鲁大地。日本对我国的煤炭资源疯狂掠夺，德盛公司成了他们志在必得的猎物。
　　“日寇找父亲进行了两次‘谈判’，逼迫他合作或交出矿权，都被父亲严词拒绝。就他个人来说，这已完全不是经济利益，而是关系到一个中国人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民族气节！最后日寇恼羞成怒，以‘私通八路’的名义将父亲逮捕。面对日寇的严刑拷打非人折磨，父亲铁骨铮铮，大义凛然。他掷地有声地回答日寇：‘决不出卖矿权！’”
　　“1943年秋，在党组织和地方的营救下，父亲脱离了日寇的魔掌去往解放区，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父亲不惜生命勇对日寇的大无畏精神，至今被当地人传颂，由地方党史办撰写的《民族脊梁——— 李少浦传略》即将出版。父亲的高风亮节影响着我们的整个人生。我们在父母的墓碑上镌刻了两行字：‘你笔直的身躯是我的路碑，我笔直的身躯是你的墓碑’，来表达对父亲的缅怀和敬仰。”
　　“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内战又起，父亲和家人再次别离。”
　　1946年，13岁的李玲随母亲第一次回到了老家日照下元村。
　　“我在老家待了一年半，这期间学会了纺纱。一开始是玩儿，后来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大，就变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再后来竟然纺出了一级纱。这段经历对我影响深远：我第一次接触了农村、农民和农村劳动，身心都得到了锻炼。”
　　“1947年，日照歉年，再加上国民党进攻，日子越来越难。开始吃地瓜梢，然后吃地瓜叶，最后吃地瓜藤。当地瓜藤吃完了的时候，就只能出去讨饭了。”
　　“1948年初，无奈之下，母亲带着我们姐弟离家去新泰寻找活路。一路上肩挑手提，几经周折反复，历尽重重磨难，终于在5月回到了新泰。但直到1948年底，我们才与父亲团聚。1949年初，我进入了淄博中学，继续我因战争中断了的学业，至此，全家才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安定下来。”
　　对李玲来说，童年时光，生活的味道，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演绎出一幕幕跌宕起伏、刻骨铭心的光阴故事。但苦难磨炼了她的坚强，使她受益终身。北京·岁月洗礼
　　1955年，李玲高中毕业，准备高考。
　　那是个令人心潮激荡的年代。彼时，新中国成立才六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可此时的李家，却失去了顶梁柱。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任淄博矿务局生产技术处处长。1953年，在阜新参加全国煤矿工作会议时，不幸患脑溢血去世。优越的家庭经济状况突然恶化，只能靠微薄的抚恤金生活。我清楚地知道，这种状况要送我和弟弟同时上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
　　李玲相信自己的高考实力，老师也告诉她，她可以报考自己喜欢的任何一所学校。
　　“但我从未料到，通向大学殿堂的路竟是这样的艰难和曲折，这期间，我经历了两次心灵的激战。”
　　“首先在报考志愿上。报志愿的前一天，我放弃了多年来坚定追求的文学梦想，改报了理工，当时国家迫切需要工程技术人员是原因之一。这一突然改变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父亲在世时非常关心我的成长，他要我学文的意念是明确而不容置疑的。高中毕业时，我的语文课总评成绩是‘五分’(满分)，且是全年级唯一的一个五分。”
　　李玲一直有个愿望：要做一个拿笔的战士，用心灵去讴歌新社会和人民。文科转理工科，是李玲生命旅程上的一个重要十字路口，它改变了父亲为她设计好的道路，也改变了她的人生。
　　“我遇到的第二个波折，比选志愿更严酷。那就是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变能否允许我继续学习。母亲一直鼓励我专心复习，没有说一句泄气的话。父亲去世时在遗言中反复叮咛：‘孩子们一定要读好书，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母亲肯定不愿违背父亲的遗愿，但她拿什么去履行这个职责呢？我像鸵鸟似地回避着这一问题。”
　　不久，李玲和弟弟同时接到了北京邮电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我的难过多于高兴，我担心现实会将我的理想击成碎片。第二天早上，母亲把我和弟弟叫在一起，郑重地说：‘你们俩都考上了大学，我很高兴。咱家是书香门第，可还没出过大学生。淄博矿务局那么大，也没听说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可咱们家一下子考上了两个。我决定了，你们俩一起去北京上大学！这是你们父亲一生的愿望。天无绝人之路，困难，总会有办法解决的。’我知道这是母亲一夜未眠作出的艰难决定。那一刻，我真想抱住母亲去亲她的脸。”
　　明亮的阳光下，少女心中的阴霾被冲散了，带着对学习、对未来和对首都北京的美好憧憬，李玲和弟弟一起，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坚守·科学殿堂
　　来到首都，步入大学校门，对李玲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
　　“由喜爱文学转向理工，这对我不是件小事而是个大转折。但我从选定报考理工的那天起，就已经痛下决心：要终生与理工为伴，绝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因为三心二意的结果是什么事也做不好。我将积极地去迎接新的挑战，我不能辜负父亲的期望和母亲的苦心，也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对我们年轻人的厚望。”
　　“幸而，我在中学时不偏科，理科方面的成绩也很好，这使我在大学学习中得心应手。至于文学，我偶尔想到它，但我知道今后这只能是我的业余爱好了。”
　　很快，成绩优异的李玲就在班上崭露头角。
　　大学五年中，政治运动不断：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都对教学造成了冲击。李玲通过奋斗弥补了这些不足，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离毕业还有半年，李玲就提前留校了。她很喜欢教师这一职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使她自豪。即使在文革十年“读书无用论”和“教师倒霉论”全国泛滥的时候，她也未改初衷。
　　李玲遇上了很好的机会。
　　“刚到教研室，我就被指定为教研室秘书。这个教研室里，在学术上执牛耳的是后来成为科学院院士的叶培大先生。他在邮电大学、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电信领域都有很高的声望。彼时，微波通信在我国刚刚兴起，是尖端技术。我被分配到‘微波’小组。”
　　戴着“白牌”，即以学生身份登上大学讲台，是李玲教学生涯中里程碑式的一件大事。
　　“在当年，它被认为是邮电学院校园里影响颇深的一件‘教育革命创举’。一天，室主任易先生突然找我谈话，指定我去讲微波技术这门课，讲的内容又是课程的难点。我在老教师的帮助和大形势的推动下走上了大学讲坛。”
　　1960年3月15日，是李玲踏上大学讲台的第一天，对她来说，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下午，校园里贴出了几张大字报，说一个没有毕业的学生，能把尖端课程讲好，是一个创举。又说，这是教育改革中邮电学院里一朵激动人心的红花。
　　“白牌登台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特殊背景下发生的一个特殊事件。它对我的正面作用是让我具有比其他同志早得多的教学实践和更多的机会，加速了我的成长。负面影响是，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我作为‘一棵修正主义苗子’被批判，受到了剧烈的心灵冲击。”
　　经过了历次运动的起伏跌宕，经过了风风雨雨的磨炼，李玲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成熟的看法：“一个人任何时候都要遵循自己的道德准则，按自己的良心去办事。”她相信不管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青年都需要文化和知识。
　　“长期的封闭，使我们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在我们忙着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干校走‘五七道路’的时候，国外电信业在飞速发展，电信行业的一颗新星冉冉升起，那就是令人目眩神迷的光纤通信。光纤通信用比头发还细的‘玻璃丝’代替金属电缆来传输通信信号，这是对过去通信概念的颠覆。”
　　李玲在叶培大、吴彝尊等科学家的带动下，在我国光纤通信刚刚起步的时候，就进入了这一领域。从此她与光纤通信结缘，在这个领域里一干将近40年。
　　“作为叶培大团队的一员，我有幸近距离接触了高锟博士等世界大师级的专家。对我来说，这些专家教授是我光纤通信的启蒙师，他们使我在起步时就接触到国际光纤通信发展的前沿。”
　　1977年，李玲为文革后入学的第一届大学生开了光纤通信课，并与同事们一起编撰了《光纤通信基础》《光纤通信》等四种本科教材，开出实验，建立了较完整的光纤通信教学体系，为此得到了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同时，完成多项光纤通信研究课题。
　　李玲主持的《相干光光纤通信系统及关键部件》成为国家科委、计委、财政部联合表彰的“七五”453个攻关项目之一，该项目还获得邮电部科技攻关一等奖和科技进步二等奖。另一项目“光纤型偏振控制器”获科技进步三等奖。李玲和她的团队，还以教研室的研究成果《光纤多路电视传输系统》为契机，完成了多项光纤电视传输工程，其中中南海的北戴河工程最具代表性，它解决了中央首长暑期在北戴河办公、看电视的难题，得到了中央办公厅的表扬。
　　“这一工作为我国光缆有线电视的发展做了一定的先期工作。它带给我的好处是使我走出学校的高墙，有了这样迥异于教学、科研的非常经历，丰富了我的人生库藏，也使我有了一次服务社会的机会。”
　　1992年，李玲被授予北京市“三八”红旗手称号，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5年，被母校淄博一中授予“功勋校友”荣誉称号。
　　说起对自己的评价，李玲说：“我是一个合格的教师，学生的肯定是对教师的最好回报。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评选最佳女演员，一群学生对我说‘如果评选最佳女教师，我们投您的票’。虽是玩笑话，但我知道他们是真诚的。”
　　李玲指导过的研究生近50名，他们在国内外不同单位，为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作着不同的贡献。他们的成就和进步，是对李玲最好的激励和回报。归来·采菊东篱
　　深厚的文学修养，恬淡的性格，使李玲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式的田园生活一直心存向往。然而造化弄人，直到2011年，在她77岁时，才完全脱离工作岗位。
　　从1960年踏上大学讲台，到2011年完全退休，时间过去了整整51年。李玲将自己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了祖国的光纤事业。
　　“我对故乡有着特殊的感情。日照、新泰、淄博、济南都算是我的故乡，总想为故乡做点事来回报它们的养育之恩。”
　　在济南邮电管理局、淄博矿务局、淄博市科协，李玲都做过光纤通信新技术的报告。她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是来反哺的，用我学到的新技术来回报养育了我的这方热土”。淄博市较早地采用了光纤通信新技术与李玲的报告密切相关，齐鲁石化的电视改造工程就是由李玲的团队完成的。
　　“日照对我有更深刻的意义，因为这里是我的‘根’。”
　　1990年，李玲听说自己的学校要在外地建一所分校，便积极建议建在日照，并请缨亲自到日照联系合作事宜，遗憾的是，当时的条件尚不成熟。“后来，我又三次回到日照，回到下元村，为的是看看家乡的变化和发展。这次归来，日照这个宜居城市宽阔的街道、清新的空气、雄伟的建筑，还有下元村由樱花点缀的美丽街景，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只要走得动，我还会回来！”李玲深情地说。
　　还有一件令她欣慰的事：一双儿女都毕业于清华大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各自的岗位上演绎着另一代人平凡幸福的人生故事。
　　“多年来，我虽专注于理工，却终不能忘情于文学。”在业余时间，李玲自学了《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今主要作品，又在老年大学学了三学期《唐诗宋词欣赏》和古典诗词创作扫盲。
　　半退休的日子里，李玲相继出版了诗歌散文集《采菊东篱》和回忆录《孙村纪事》。
　　“最近，在协助出版父亲的传记《民族脊梁——— 李少浦传略》。为此奔波，搜集材料。如今退休了，终于能沉下心来专注于此。”
　　“我有两个人生信条：一是遇到任何事，都以积极的心态来对待；二是若不能改变大环境，就改变自己的小环境，尽量使自己不抛掷光阴。未来的日子是我自己的，要做自己喜欢的三件事：读书、写作、旅游。”李玲笑着说道。
　　梦想的美好，在于从不放弃希望。左手科技，右手文学，人生的殿堂里，李玲尽情徜徉，笔墨为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未来，精彩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