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日报/日照新闻网讯 4月22日晚，2025年“夜读日照”文化沙龙首场线下活动在日照市图书馆举办。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日照作家夏立君做客现场，围绕“时间的尺度 理想的疆域”主题，与读者分享了其创作历程、文学理念。

当晚，夏立君和近300名读者共聚在书香萦绕的一方天地，循着时间的线索，在历史的另一种读法中探寻“时间的尺度 理想的疆域”，展开一场关于时间、关于自我、关于写作的文学行旅。现场，他不仅分享了钟情“时间”创作与历史书写的缘由，更借“世界读书日”之机，与广大读者一起探讨了阅读与写作之于个体的滋养。本报对现场访谈进行了整理，与广大读者共享这个美好的夜晚。

“用古人的生存状态映照现实”

记者：您早期以时间命名的作品《时间之箭》，荣登“2008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此后出版的文集也以此文命名。《时间的压力》是您再次以“时间”命名作品。您还说“我只恐惧时间”。如此钟情于“时间”，是否暗含了内心的某种期待或紧迫感？

夏立君：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抓住了我散文创作的核心。2012年的时候，我满50岁了，想到一生爱好文学的自己，却没有一部像样的作品，当时就感受到时间的压力。我现在读七年前出版的《时间的压力》，时常产生奇妙的分裂感，对自己感到陌生又佩服，恍然发现这些文字竟出自自己笔下。这种创作主体与文本的间离状态，恰是时间赋予我的特殊馈赠。我现在仍然记得自己13岁上初中那年，当《我们的生产队长》被作为范文诵读时，那些田间地头的观察与童年翻阅的小画册，在少年的认知中完成了第一次文学转化，也深植于后来的每一次写作中。

记者：您创作《时间的压力》之前，不少圈内好友并不看好历史人物题材“走势”，因为“历史都被写烂了”。您却不惜耗费宝贵时间去集中研读创作，这是基于怎样的初衷？您在《时间的压力》里追求什么？

夏立君：面对“历史写作费力不讨好”的劝诫，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写出别人写不出来的东西。比如说曹操，《三国志》记载了他的功勋业绩和胸襟，是接近历史真实的曹操。而在《三国演义》中，他就完全成了一个小丑，二者的叙述完全不同，正是这种裂隙构成了写作的引力场。

在研读曹操的作品时，常被其诗文所震撼。“东临碣石”的苍茫与“周公吐哺”的襟怀，构成了远比政治权谋更深邃的精神图谱。这位背负千年骂名的枭雄，拥有中国帝王谱系中罕见的大境界、大气魄，甚至是一种宇宙般的气魄。

创作《时间的压力》源于儿童时期对历史的爱好，把一些东西寄托在历史阅读中，也通过写作改变自我，追求与古人的共鸣共情，用古人的生存状态映照现实。

记者：除了创作散文，您还出版了首部小说集《天堂里的牛栏》，这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会讲故事的夏老师。著名作家梁晓声说：“今读其小说集《天堂里的牛栏》，叙述从容不迫，故事奇崛有力，视野大，寄托深，有氛围，对他创作能力又生新印象——不凡气象并不限于散文一域也。”这些故事素材来源于哪里？从散文到小说，您有什么不一样的创作心得？

夏立君：在文学光谱中，我认为原创性最高的题材是小说，散文其次，对《时间的压力》的自我审视始终带着清醒认知——这类历史人物书写更像是在文明河床上进行的考古重绘，相较而言，小说创作才是真正的造物工程。

我最近又在读《红楼梦》，我已经读了很多遍了，现在开始利用空闲时间听有声朗诵，朗诵的表演效果能够带给我平时读不出来的东西，这对于我下一步的虚构创作有很大启发。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成长的故土，离不开童年、少年生活，就像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我的文学素材也离不开我生长的地方——沂蒙山。

记者：在非虚构类写作，尤其是历史题材的写作中，您如何在书写中让冷峻的历史题材焕发情感温度？在阅读之中，我们经常会借由您舒展的文字，感受到一种如同站立在古人身后，无限接近于时光之河的沉浸之感，那么，您会在创作中刻意追求文字的美感吗？

夏立君：历史本身是冷峻的固态存在，但历史人物的精神体温始终鲜活。我在书写商鞅、李斯这些改革者时，刻意捕捉他们近乎偏执的理想主义热忱——即便面对车裂腰斩的酷烈结局，他们依然以燃烧的姿态推动时代进程。这种精神体温的还原，需要借助现代心理学与哲学的多棱镜进行多维观照。

散文与诗歌创作中，语言精度是必须跨越的门槛。相较于长篇小说的叙事容错空间，短文每个字都承担着美学爆破的使命。创作本质上是与语言工具局限性的持久博弈：我们永远处在词不达意而追求达意的困惑之中，那些偶然迸发的精彩段落不过是漫长困惑中的意外奖赏。我的写作可以说是遵循“九分阅读，一分执笔”的创作伦理。就像创作古人专题时，五个月的史料爬梳最终凝结为十天的高强度写作，唯有足够的知识密度，才能托起文字可见部分的锐利与光泽。

谈及自己的写作历程，夏立君老师介绍自己写李太白时最为痛快，还现场朗读了几句章节片段，他对于写作的激情也感染了现场观众，引发阵阵掌声。

记者：在《时间会说话》一书中，我们能在“生命有初衷”“脚趾要自由”的章节里，感受到一种基于生命体验的文学自觉，以及在许多生活场景的微观视角下，通过对个体的书写向时代与生活提出的叩问。比如您经常书写的河流、大树、行走过的疆域，自然与生活中的日常片段，是如何启发您的创作灵感的？这种文学自觉是如何养成的？

夏立君：作家的创作与个人出生背景、性格、经历紧密相关，我认为童年、故乡、少年经历对个人创作具有奠基性作用，尤其是复杂丰富的经历更利于创作。如《史记》只能由司马迁完成，《桃花源记》只能出自陶渊明之手。

灵感听起来好像很神秘，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处在各种灵感碰撞之中，只是灵感的颜色不同。我在创作《时间的压力》时，经常从梦中获取灵感，醒来后立即通过语音记录转化为文字，当时就处在灵感活跃状态中。在沉浸式写作状态下，会有痛苦，但更多是享受，平时难以想到的语句会自然涌现。还有就是写屈原等古人时，要理解历史环境中他们的婢妾心态，即古人面对君王时都有一种追求、等待的期盼。就像很多读者的评价，说我首次把古人的婢妾心态解读得如此鲜活。

“找到能与自己生命经验共振的文本”

记者：初读您的文字，最先走进的就是一条河流，也就是滋养着您生长的沂河。您曾在“生命的初衷”里提起，童年时有一种奇特的向往，是村里走家串户的乞丐，因为这种“乞丐向往”，让您生出了对自由的、崭新的生活的期待，于是从河流开始，到行走丝路，您在此后开启了一段长久的旅程，您认为这样的行走，是否回归了童年时的理想？您如何看待行走对写作的影响？

夏立君：童年时对乞丐走街串巷、自由流浪的观察，激发了我对“行走”的向往，他们是我眼里的一道风景。

在儿时记忆里，母亲常有收留无处投宿的乞丐过夜的的善举，或许也融入了后来我文学创作的底色。多年前，在老家的一个深夜里，无眠的我忽然想到：从前那些拒绝施舍乞丐的人家，后代子孙大多没什么出息。不禁感慨：冥冥之中谁作主？后来，我就将这些往昔生活写在了文章《生命的初衷》中。

（讲着讲着，夏立君老师现场模仿起盲人乞丐沿街乞讨的场景，“日头落山了哎……您可怜可怜俺这瞎了眼的人唉！”吆喝声鲜亮、方言清晰，表演得那么真切，又引发了现场阵阵掌声。）

记者：《时间的压力》获奖后，读者一直在好奇着您的创作生活，也期待着您的新作，想请您分享一下这几年的生活，抑或是此后的创作计划？

夏立君：我是个普通作家，文学是我的业余爱好，不是我的任务。我相信自己应该能写出比《时间的压力》更好一点的作品，当然写不出来也正常。我相信，一个作家写出什么作品，是有宿命意味的。我追求自然而然的表达，希望我宿命里的作品能够被我呼唤出来。

我现在计划以沂蒙山区为背景，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希望把一生的积累，以最好的创作状态呈现出来。

记者：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体会，在不同的时间和人生经历中，阅读同一本书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在您阅读的书籍中，有哪些是反复重读的？您如何看待“重读”的意义？

夏立君：就个人经验而言，我是为写作而阅读。这种带有明确创作目的的阅读方式，要求对文本进行反复咀嚼：比如在创作李斯相关题材时，不仅要精读《史记·李斯列传》，还要连带研读韩非、商鞅以及相应时代的众多史料，通过多维度的互证来平衡掌控写作。

我认为人生应有两种阅历：其一是通常所说的生活阅历，其二是阅读的阅历。契诃夫那句“你告诉我你读什么书，我就知你是什么人”极具穿透力。对多数人而言，若能深入研读五六部经典著作便足够受益终身。以我自己为例，创作小说时总会重读鲁迅的《呐喊》《彷徨》等，那些看似平实的开篇，实则是文学张力的典范。莫言曾说“我若写得出一部《阿Q正传》，愿舍弃我全部作品”，足见经典重读对创作者的价值。

我不主张盲目推荐书单。阅读选择看似是日常小事，实则无数次的抉择就会塑造出个人的精神图谱。与其追逐流行书单，不如在工作生活之余，找到能与自己生命经验共振的文本，让经典在思维中持续发酵，这才是阅读对现代人真正的滋养。

另外，所有文学创作终归是人格的投射。小说通过虚构人物完成叙事，散文诗歌则是直接展现作者的精神世界。即便塑造千百个虚构角色，最终在字里行间站立的，始终是作家本人的灵魂。这种通过作品不断自我建构的过程，正是文学创作最本质的生命力所在。

“坚守人类独有的心灵维度”

读者：在您的书中，经常能感觉到对历史题材的把握和再创作是基于大量的阅读，并且是带有思考的深度阅读。想请教您，在碎片化时代，我们的注意力经常会被社交媒体分散，该怎样培养深度阅读的能力呢？

夏立君：深度阅读能力是深度创作的必要前提。必须明确阅读先于写作这一逻辑关系，只有通过深度阅读积累，才有可能进行深度创作。即使具备口头表达能力，若缺乏基本的阅读基础，也难以将思想转化为书面文字。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中存在“能说不会写”的现象，本质上反映了阅读与写作能力的脱节。

家庭阅读环境对于孩子阅读习惯培养很关键。现实中存在父母要求孩子读书，自己却沉迷手机或电视，这种割裂的环境难以培养真正的阅读兴趣。

手机作为工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碎片化阅读确实容易滑向浅层信息获取；另一方面，数字平台同样承载着优质内容。关键在于使用者的选择，我们不应简单否定手机阅读，而应培养媒介素养，引导使用者善用这个信息工具实现深度阅读。

读者：时代快速发展，AI大行其道，作为书写者与言说者，该如何在技术浪潮中保持“人”的温度？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感受到，生成式AI所给出的文字是带有非常明显的同质化、AI感的，想知道您有没有研究过deepseek等AI工具，如果用一句话去解答文学与AI的对抗，您会如何回答文学的不可替代性呢？

夏立君：首先是警惕这种依赖。保持“人”的温度，核心在于厘清工具与主体的关系。AI的本质是智能工具，我们要清醒意识到“占有工具而非被工具占有”。警惕过度依赖尤为重要，就像如今人们对手机的依赖已成为集体无意识，未来对AI的依赖同样值得警惕。真正具有创造力的个体，应当始终保持对技术渗透的反思能力，在利用AI提升效率的同时，坚守人类独有的心灵维度：我们的肉体感知、情感温度以及不可复制的生命体验，这些才是人文创作不可被工具化的根基。

AI有芯片无心灵，有算法无温度。当我们将自己创作的旧体诗词、小说片段与AI生成内容对比时，会发现机器虽然能模仿语言结构，甚至超越普通写手的技巧，却始终缺失灵魂震颤的质感。就像某位朋友用AI润色的歌词，纵使词句工整却透着“AI腔”，越是需要人性深度的创作，人类的不可替代性越显著。

读者：作为承袭乡土记忆的“80”后，我们对于故乡的情结，就像尚未脱离母体，仍然连着脐带的这一代人，有着浓浓的故乡情。但是我的女儿身上却没有这样的情节，该如何培养我们下一代的故乡情呢？

夏立君：传统意义上的一村一乡那种故乡情，不必善意培养。孩子们的未来天地比我们大，心灵比我们大，故乡也理应比我们的故乡大。我们的故乡情结本质上是农耕文明的产物，随着中国每天消失近百个自然村，刻意培养地域性乡土认同已失去现实根基。新生代的“故乡”正在发生维度跃迁，他们的精神原乡可能延伸为文化中国乃至地球村。当我们焦虑孩子缺失祖辈的村庄记忆时，不妨理解这正是文明演进的必然，从拴在土地上的具象故乡，迈向承载人类共同价值的抽象家园。（日照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晓梅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