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虽已跨越89年风雨，却保存完好。虽有些泛黄，内中人物却清晰得毫发毕现，让我们得以瞻仰革命先驱的青春容颜。

左边的这位个头略矮，身着深色西装、白色衬衣、浅色长裤，颈间还系着格子蝴蝶领结。他星眉朗目、英姿勃发，正是时年27岁的郑天九。他是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山字河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日照县委、日照暴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33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1930年冬，郑天九经济南到胶东莱阳、海阳一带寻找党组织，并打入到国民党海阳县司马庄区保卫团任政治教员。经过一段时间接触，他了解到该保卫团副团长于洲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国民党员，为响应北伐，举行过农民起义，思想较为进步。他和于洲一见如故，并逐步向其灌输革命道理。1931年1月，经郑天九介绍，于洲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4月，郑天九离开海阳。是年冬，于洲辞去司马庄区保卫团副团长职务，通过郑天九的书信介绍，到北平学习革命理论。1932年冬，日照暴动后，郑天九辗转到北平，化名丁九，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

历经革命的挫折，在白色恐怖中，郑天九和于洲这对革命战友在北平久别重逢，一起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是郑天九爷爷引领我爷爷走上党的道路！”7月7日，日照市东港区后村镇曙光小学革命旧址，53岁的于伟站在郑天九烈士的雕像前，表情肃穆，几度哽咽。

于伟是于洲次子之女，2018年，于伟从威海市运输公司退休，到洛阳烈士陵园为奶奶扫墓，看望居住在洛阳的二姑于敏。于敏保存了许多老照片，其中就有这张珍贵的合影，听姑姑讲了照片背后的故事，“郑天九”这三个字就烙在了于伟心里。

在爷爷的回忆录里，于伟得知郑天九是爷爷的入党介绍人，而且有着非比寻常的革命情谊。通过网络，她搜索了很多关于郑天九的信息，发现日照没有这样一张照片，一个念头涌上心头：我要陪着郑爷爷回故乡！

6月29日，于伟通过114查号台，辗转查询到曙光小学，此事也引起了后村镇党委、东港区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赶往日照的高铁上，看着满目青翠的山东大地，摩挲着手里这张泛黄的老照片，于伟的心情无比激动，“手捧这张老照片，仿佛这才是郑天九爷爷‘正式回家’！作为晚辈，我能够在建党百年的特殊时刻，为两位爷爷做点小事，觉得光荣而自豪，同时，我们更应该铭记这段历史，让先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郑天九，原名郑鸿锡。1905年出生在今东港区后村镇东山字河村一户封建地主家庭。在郑氏这一房中，郑天九有兄弟十四人，他排行第九。

流火的七月，在东山字河村，记者见到了郑天九的侄子郑成一、郑成二，其父郑宝锡与郑天九是亲兄弟。

1921年，郑天九由家学私塾转入日照县立高等小学就读；1924年，郑天九以优异成绩考入济南正谊中学，到省城读书。其间，在邓恩铭和丁君羊的倡导组织下，郑天九与安哲、牟春霆、李平章等同乡同学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少年日照学会”。1926年春，郑天九经丁君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遵照中共山东省执委的指示，郑天九与牟春霆一起，于当年9月回到家乡日照开展农民运动。

1928年春，中共山东省执委派省执委巡视员安哲回到日照。安哲与郑天九、牟春霆取得了联系，在中共山东省执委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共日照县第一届委员会。安哲任县委书记，郑天九负责宣传工作，牟春霆负责组织工作。县委建立后，郑天九分工城西南邵疃、山字河一带的工作。为了掩护身份，他一度以国货贸易公司推销员的名义，走乡串村，秘密发动群众，开展革命运动。

此间，广为人知的是郑天九在邵疃小学驱逐“土虺”的运动。

郑天九发动进步青年和学校师生，罢免了当地恶霸地主郑萼廷在邵疃小学的董事和名誉校长职务，同郑萼廷清算了学田公账，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在全校师生中掀起了驱逐“土虺”的运动，夺回了学校的领导权，并将学校更名为“曙光小学”。

郑天九还在三官庙办起了“平民夜校”。他利用夜校的讲台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郑天九在山字河及周围村共培养了一百多名积极分子，其中有50多人加入了共产党，为日照暴动准备了骨干力量。

郑天九举办的平民夜校越来越红火，引起了他的族人和山字河地主们的注意和不满。在他们看来，郑天九是“离经叛道”的“不肖子孙”。

他的三叔气势汹汹地向他责问：“你天天和一些穷人们开会，闹的什么事？”郑天九一听，理直气壮地说：“很简单，就是要闹革命！”“革谁的命？”郑天九斩钉截铁地回答：“革土豪劣绅的命！”

在红与黑的较量中，郑天九义无反顾地选择鲜红的革命旗帜。

1932年2月，日照县委改为日照中心县委，辖日照、莒县、诸城、沂水四县，郑天九任宣传部部长。

1932年10月13日至26日，中共日照中心县委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日照暴动。暴动分南北两路同时进行，郑天九任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司令员，指挥南路支队连克数十个村庄。所到之处，收缴了地主武器，焚烧地契，开仓分粮，队伍不断扩大。

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郑天九、牟春霆获知北路已突围疏散后，亦决定将队伍转入隐蔽斗争，以便保存革命力量，遂于10月26日疏散转移。

郑天九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他嘱咐队员们妥善隐蔽，并说：“过十几年后，必定还是我们的天下！”

日照暴动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广大劳苦大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上百名参加暴动的义军战士被杀害，安哲、郑天九、牟春霆等暴动领导人遭到通缉。国民党反动政府悬赏一千元大洋，四处捉拿暴动领导人。在白色恐怖下，郑天九乔装改扮，经青岛、上海辗转去往北平，并很快与中共北平市委接上了关系，化名丁九，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他经常在北平至奉天的铁路线上，不分昼夜在列车上奔波，散发传单和各种宣传品。

1933年2月，赵峰琳奉组织指示到达北平，与郑天九结婚，掩护并协助他开展党的宣传工作。

1933年7月，北平市委遭到破坏，为了让同志们尽快转移隐蔽，郑天九不顾个人安危，星夜奔波通知党内同志安全转移，自己却不幸与妻子一起被国民党宪兵特务逮捕。

1933年9月，郑天九被押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敌人认为郑天九是北平市共产党的要犯，对他多次进行威胁利诱和严刑拷打，但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视死如归。

1933年10月19日，郑天九和另外六、七名共产党员一起，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杀害，时年28岁——他用热血和生命追寻心中最绚烂的“红”，把壮丽的青春献给了为之奋斗终身的党的事业。

郑天九牺牲时，留下在山字河老家的妻子王玉贞和幼小的女儿郑成浩。其弟郑宝锡的长子、1947年出生的郑成一，在成年后被过继给了郑天九遗孀王玉贞。“九大娘和我娘是亲叔伯姐妹，九大爷牺牲后，九大娘跟着姐姐在济南生活，我家兄弟四个，我是老大，我娘就把我过继给了九大娘。”郑成一介绍，文革前，刚成年的他就去了济南，照顾生病的过继娘（王玉贞），其间在济南化肥厂、铁厂都工作过，并在济南成了亲，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王玉贞去世后，他才带着妻子一起回到家乡东山字河村务农。如今，郑天九的女儿郑成浩已经去世，她的三个儿子在济南定居。

1995年清明节，正在山字河中学读初中的郑艳秋，跟着学校组织的扫墓队伍，第一次来到日照市烈士陵园。看到排在纪念碑上第一位的名字“郑天九”，不禁潸然泪下。她是郑成一的长女，现在东山字河村务农，从小经常听父亲念叨九爷爷的往事。那个脱离封建家庭的孤傲背影，那个视死如归的坚定形象，都在父亲刚刚收到的这张照片中落到实处。

“终于明白遇事就想往前冲的勇气来自哪里了。”2020年疫情期间，郑艳秋报名去做志愿者，参与村委组织的消杀和值勤工作，今年4月，她还向村委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郑艳秋说，红色的基因会一直延续，她的儿子今年刚上高中，但已立下从军的志向，“舅舅支持你，继承咱家的红色基因，一颗红心跟党走！”郑艳秋的弟弟这样鼓励外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