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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十问——徐连勇的艺术之路

发布时间:2017-11-12 09:36:00

  大凤:东方美学和西方美学是不同的两个美学系统,各自具备自己的循环体系,将二者之间实现有机融合,是个很艰难的美学行动。无论是国画家画油画,还是油画家画国画,往往都有自己的局限,局限于一种既定的、程式化“语境”。我们发现,东西方美学在您那里得到了较为自然的融合,请谈一谈您是如何实现这个融合的。
  徐连勇:国画和油画之间,除了题材和语言上的区别之外,还有趣味和格调上的不同。油画在中国的本土化,会让她焕发新的生机,就像佛教在印度衰微之后,以禅宗的形式在中国获得新生一样,要体现中国式的审美趣味和格调。21世纪,随着国人文化意识的觉醒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趣味和格调的追求,在一些艺术家那里上升为思想甚至哲学的表达,戴士和就属于这类艺术家。在学会像欧洲大师一样画画之后,戴士和并没有就此打住,而是在不断向前探索,力争创作出体现中国趣味和格调的油画。油画到了戴士和这里,就像佛教到了慧能那里,原来的规矩和法则已经抛到九霄云外,剩下的只是明心见性和自由表达。
  大凤:国画讲究写意,油画是否也有这个传统?您是如何理解油画的写实与写意之间的关系的?
  徐连勇:绘画的写意性不分中西。在人的精神深处,或者说是制高点上,东西方美学甚至是哲学都是相通的,同出自一个高山之上的源头,不过是流着流着分流了而已,分流之后,各自滋润了人类艺术的不同花园。
  对于油画的写实与写意之间的关系,我这样理解:我们眼见的现实世界缺乏语言,因为那是一个物的世界,讲述的语言世界则局限于语言本身,至多是一个情感的语言世界,只有借助语言并超越语言的世界才是艺术世界。用郑板桥的话来说就是作品要能够看到眼中之竹、手中之竹和胸中之竹的相互牵制和生发,绘画的痕迹既是物象的印迹,也是画家的心迹,相比较而言,我最看重后者。
  大凤:以前您倾心于画大海,现在为何画得少了?而且我们发现,您现在更多地将笔触伸向了广袤无垠的大西北,您是有意进行创作思路的调整吗?
  徐连勇:绘画语言是困扰艺术家的永恒的谜题。抽象的绘画语言比写实的绘画语言更加单纯,而不是更加玄妙。单纯和玄妙不是一码事。单纯更接近艺术的本质。我为什么将笔触由大海转移到了西部高原?原来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画大海,感觉大海和我的生命深处能呼应起来,大海包含着我的生命冲动在里面。现在,海边的人工痕迹比前些年多了,我觉得却不能表达我自己了,与大海相比,贺兰山、大漠胡杨、额济纳、三江源、喜马拉雅,更能表达我对生命的感受和理解。这是我生命中的一次重要的美学的转移,艺术就是留住生命“永恒的瞬间”,是浓缩生命的形式、留住生命的方法,时间不停留,我们在时间面前是无奈的,艺术恰恰是留住时间保存生命的最好形式。
  大凤:无论您画大海,画山川,还是画平常风景,您的作品给人一种倔强的、向上的、生命的力量,尤其是您近年画的西部系列油画,如胡杨系列、贺兰山系列,还有近期刚刚完成的喜马拉雅系列和尼泊尔系列,这些作品都洋溢着一种生命精神,请您谈一谈这种创作冲动的缘起。
  徐连勇:直面某一类生命和生活的状态,大约就是这个缘起吧。所谓直面的对象,既是独特的生命个体,又是普通的隐在的生命整体。用坚实的体型语言,用沉着、深厚的色彩,赋予人物形象以纪念碑式的雕塑感,作品追求风格壮丽雄健、气势流畅,充盈着昂扬而优美的情韵,是我在这些系列中探索和实践的,很多时候都带着一种狠劲,我觉得,这些系列能表达出我的内心,吐出胸中灼热的雪、滚烫的石头、长驱的大风,大约就是你所说的生命精神吧。当你往大西北的大漠戈壁一站,我相信你会体验到你内心深处的苍凉和坚韧。
  大凤:您是如何进行油画写生的?有什么观念?
  徐连勇:对于写生,与其说是注重表现写生对象,毋宁说我更强调一笔一画在画布上留下的痕迹,在我看来,就像儿童喜欢在雪地上留下自己的脚印、贺兰山的远古人类在岩石上刻下岩画一样,那是心路历程,是生命痕迹,如此而已。艺术不就是表达生命吗?表达生命,就不需要绕那么多弯子了,所以我的作品不喜欢绕弯子,喜欢直接。作品的生趣,不仅体现在对象的鲜活上,而且体现在笔画的生动上,法外之妙,别有滋味。
  大凤:我看您的作品,许多地方都有一种精彩的“意外”之笔,有人说这是“偶然”得到的,您如何看待艺术创作中的这种“偶然”?
  徐连勇:好作品是生命中的闪电,无缘由地降临你的头顶,照亮你孤独的充满期待的内心。这种偶然,看似偶然,实质上是必然,是“必然中的偶然”,是长期沉淀之后的忽然迸发。东西方艺术史上有许多例子。好的作品不是按部就班,她一定是在你的潜意识里生长了许多年,然后意外降临的,忽然地来到你的身边,让你冲动,让你兴奋,让你不能自已,让你无法重复。这样的作品必然是新生的面孔,即便是遗传了你的基因,但强烈的个性是掩藏不住的,这样的作品最有看头。艺术创作中的偶然,许多人都有这种经历,包括诗人、作家、音乐家、舞蹈家,最高级的作品都和偶然有着必然的关系,但这个“偶然”和惯性美学无缘,和机械地、套路式的绘画无缘。
  大凤:您新近创作的《珠穆朗玛》堪称您艺术的转折点,与其他许多作品不同,我认为这件作品称得上是一件接近宗教意义的作品,从构图到色彩再到人物的面部表情,包含着一种庄严而崇高的艺术情感,堪称您近年来的代表作,您是否认同?您是如何创作这件作品的?您要表达什么?
  徐连勇:我并没有打算创作《珠穆朗玛》,但在我到了世界第一高峰脚下的时候,我实实在在感觉到了生命的短暂和渺小,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悲观意识,有一种强烈的幻灭感,我几乎没有怎么准备,这幅画就诞生了,我也不知道她是如何诞生的,但诞生了,这是事实。艺术就是这么调皮,不讲理,折磨你,又安慰你。喜马拉雅是我的向往,梵语的意思是雪域,藏语的意思是雪的故乡。珠穆朗玛峰又被称为圣母峰。这幅画,我从西藏背回来的,尺幅不大,但很沉重,像背着一座纪念碑,我常常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一遍一遍地看。我觉得,这里面有我的心理需求,我需要这幅画。
  大凤:艺术史上那几位画家对您的影响最大?
  徐连勇:我们中国的画家有苏东坡、徐渭、八大山人。外国画家有伦勃朗、塞尚、梵高、格列柯、怀斯、弗洛伊德、基弗。
  大凤:您如何理解当代美术的现代性?
  徐连勇:艺术贵在创新。艺术当随时代。什么是时代?时代就是世道人心,是人类精神史发展到“此时此刻”这个点,它必然出现,是“象”的呈现。鉴于现代人在精神上的向往和需求,当代艺术区别于传统艺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性的产生。现代性的概念产生于中世纪,到了今天,现代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具有民族性、世界性、共识性和多元性统一的内涵。“现代性”是现代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生存状态和方式,指的是现代与过去的弑父式的决裂,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但非等同于“西方理性主义”。
  大凤:认识您的好多人都说,您是一个能满足我们对艺术家想象的画家,您身上有一种行走大地的游吟诗人的气质,在您的作品深处,有一种深沉的、粗砾的、辽阔的孤独感,您认同吗?
  徐连勇:这个过奖了。通过做画家成为一个艺术家,是我的追求。艺术能教给人什么东西?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感。艺术会告诉你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的纯度,什么生命的浓度,什么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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