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日照人文与自然遗产丛书》到我手头有一年了，使用与阅读浏览的次数已经很多了，工作生活中会用到，文学创作中亦常用到。我藏书不算少，被束之高阁的书也不少，似乎越是大部头的书，越容易被束之高阁。该《丛书》煌煌18分册，770多万字，堪称大部头，但却是不会被束之高阁的。
　　对我来说，《丛书》就是一部日照本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一张巨幅人文地图，我可以按图索骥，从中能找到我所需要的很多东西，到达我所向往的优美之境。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很多文友通过各种途径寻求这套书。
　　《丛书》从动意到编纂完成，历时近5年，不少熟人参与了这项文化工程，个中消息我时有所闻。这期间，屡次见到李守民主编，李主编言必谈《丛书》，我预感到《丛书》将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对《丛书》的期待之情与日俱增。我深知，没有眼界没有大量心血的付出，是很难做好这样一个文化工程的。当《丛书》终于摆在我面前，一卷卷打开浏览，感觉质量之好，还是超出了我的期待。类似读物，当地的外地的，我使用过阅读过的不算少，老实讲，这套《丛书》是最丰富精湛的。对蕴藏在《丛书》里面那甚美的一切，可说我皆能感受能理解。
　　面对《丛书》，面对这张美轮美奂的巨幅人文地图，我对从主编到所有编辑人员的敬意不禁油然而生。他们大都非专业编辑，却硬是做到了即使专业编辑也需努力才能达到的水平与境界。
　　我曾经编辑过日照人文与自然促进会会刊《日照文览》（前身名《日照人文与自然》），对促进会领导的文化素养与担当，对促进会应对各项工作的严格流程，有直接的实践与体会，并从中受益不小。而这套《丛书》的规模远超促进会从前所有项目，是日照地方文化建设史上未曾有的，挑战性、艰巨性自不待言。我不禁想，《丛书》上“李守民主编”这五个字，对日照市政协原主席、市人文促进会主席李守民的压力有多大，责任有多重。他是丛书编纂的首倡者、总体框架的设计者、编纂队伍的组织者。《丛书》是众多参与者共同付出的结果，也是主编文化情怀的展现。李主编不但自始至终是亲历亲为的指导者，对众多细节，他都倾注了不少心血。这个主编是真主编，不是挂名的。
　　在整个成书过程中，编纂者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一丝不苟，宁缺毋滥，保证了《丛书》的质量。特别令人敬佩的是，他们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不放过任何一点可疑模糊之处，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发现修订勘正了大量人云亦云、偏颇失实等方面的错误。读《丛书》，我时常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比如，作为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两城遗址”，很多年前就知有“X千年前亚洲最早的城市”“X千年前中国最早的城市”等说法，对此我既没有深究能力，也无深究愿望，感觉那是信史之前的事，有各种说法是正常的。在这次丛书编纂中，他们经过认真考证研究，遍查国内外资料，最终结论为：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世界史便览》（《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翻译组翻译）记载：“公元前3500年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中国最早的城市。”这令我颇感欣喜。为此，我还专门登录“孔夫子旧书网”搜购到该书，查到了这条记载。面对权威著作上的白纸黑字，面对《丛书》，我再次意识到，对这样一处就在你身边的重要遗址，先前那种不求甚解的态度是不对的。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五莲县李崮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是风靡一时的“一大二公”典型，后来成为旅游景点。在旅游宣传资料中曾登载，“公字沟”三字是毛泽东亲手题写、“公字沟”被人称为“中国北方小延安”、曾接待过阿尔巴尼亚总统等说法。他们通过深入走访调研和查阅有关史料，认定上述诸说皆与历史事实不符，便在丛书编纂中还其本来面貌。同时，对浮来山银杏树等古树树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父亲丁观海等历史名人的生卒年月、虎山镇梭罗树村梭罗树的故事等许多资料记载不一致的问题进行了论证勘误，对项橐作为历史名人还是作为传说人物进行归类编纂等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确定。编纂过程中，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史实、传说、附会、编造，这中间必须有明确的界限，而许多读物却做不到严格对待。有些说法，普通人说说无妨，在旅游宣传资料中有点夸张亦情有可原，但进入《丛书》这样的地方人文大典是不可以的。《丛书》编纂者严格做到了这一点。
　　《丛书》编辑团队，一个非专业的团队，硬是实现了专业水准。我以后再涉及到日照本土人文问题，查看这部书基本就可以了。这部书最可靠。
　　《丛书》能实现这样的质量，是一个奇迹，又是不奇怪的。一个团队，一种精神，一腔热血，数度寒暑，凝结成了这部宝贵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方人文大典。《丛书》具备大众性、普及性，又具备学术质地，初等中等文化者能读能用，亦能成为相关专家学者的案头必备。
　　只要我需要，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进入这一张巨幅人文地图，去寻找蕴藏在里面的美好风光。
　　（作者夏立君，系山东省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主任，日照市作家协会主席，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