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大学毕业被外交部录用，给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担任过翻译；上世纪90年代在联合国，率中国代表团多次挫败少数国家提出的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反华提案；在法国任大使时获得全法的最高表彰奖“大骑士勋章”……在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的履历上，精彩的故事数不胜数。40多年的外交官生涯，吴建民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成长轨迹，也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变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用“天壤之别”来形容这30年前后的差距，“以前，我们(对有些国际事务)不表态，人家通常也不会来问中国的意见。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崛起，中国的意见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大大增加了，建立什么样的世界，大家要听听中国的意见，这是一个新的现象，说明中国的变化牵动着世界的变化。”

从“小外交”到“大外交”

记者：您怎么评价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吴建民：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那个时候，跟中国建交的国家是113个，现在大概是172个。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对外关系是非常有限的，外贸总额才206亿美元，现在是两万多亿美元，这是天壤之别。当时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地位很低，现在不一样，排名前三了。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外交就是国内政治的延伸，现在我们跟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联系，即使那些没有建交的国家也有贸易来往。总之一句话，30年间，中国国际关系极大地发展了，国际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崛起最突出的特点是与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去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30％，远远超过美国的7.7％，总而言之，中国没有“吃独食”。中国的开放度使得不仅中国人可以做中国梦，而且使得海外华人和各国人民都可以做中国梦。

记者：您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在您的记忆中，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人留给世界是什么印象，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吴建民：我记得1971年我去联合国，当时北京到纽约没有直通航线，我们只有从北京先到上海，在上海坐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巴黎，再从巴黎飞纽约，我们代表团都穿中山服，因为除了这个好像也没有别的正装可穿。当时我在巴黎见到了一批援助非洲的中国专家，倒是穿了西服，但他们也不大会穿，衬衫的领口都没系好，可以伸三个指头进去，而且每个人都在外面套一件风衣，领带颜色也完全一样。那时候外国人觉得中国人很奇怪，穿衣都是千篇一律，像制服一样。

我们加入联合国之后，国际上有一种说法：联合国投票方式有三种：赞成、反对、弃权，但197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有一个发明，就是不参加投票，也就是在场，但不投票，根本不理会。因为当时我们对有些国际事务不愿意表态，认为跟我没有关系，你们吵去吧。而且，我们不表态，人家通常也不会来问中国的意见。现在不同了，你看看我们外交部新闻司的记者招待会，每次都有那么多外国记者蜂拥而来，要问中国的看法。

记者：现在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场合都能见到中国人的身影了。

吴建民：对。现在我们跟世界合作的程度大大加深了，我们与国外的互利合作中使中国的利益向海外延伸，就像胡锦涛主席讲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与稳定离不开中国。中国和世界的利益交融在一起，利益、地位、影响都不一样了。举个例子，2003年6月1日，八国集团开会，非要请胡锦涛主席去不可。胡主席出席了6月1日的南北对话，去了以后就出现了“7＋1”机制，即七国的中央银行副行长、财政部的副部长跟中方的中央银行副行长、财政部副部长对话，后来又提高级别，变成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对话，这个事例充分说明，世界需要中国。

记者：以前我们总是说“外交无小事”，似乎外交只是政治领域的事，这些年来，外交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概念，外交工作也越来越多地涉及普通民众的利益，您有同感吗？

吴建民：我在法国当大使的时候，有人讲，如果50年前法国大使讲经济问题，会成为人们的笑柄，而今天，法国大使不懂经济，也会成为人们的笑柄。其实在中国也一样，今天的中国已经从“小外交”发展到“大外交”，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军事等很多领域，不仅有政府渠道的，还有民间渠道的。改革开放前，国际交往主要靠外交官和政府之间的联系，民众通过民间团体也有一些来往，但是，从1949年到1978年，差不多30年时间，中国累计走出国门的人28万，平均每年不到一万人。而去年一年出国的人有多少？4000万！同时，去年还有5600万外国人来到中国，这种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和过去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外交的首要目标是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现在处理具体的外交事务，我们强调的是“以人为本”，要重视人，尤其是普通公民在国外的合法权益。我在法国工作的时候，中国公民的权益受到损害，我们都是以最快速度派出领事官员，即使是深更半夜，他们也要到现场，为中国公民的合法利益进行辩护。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根本出发点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在外交上遇到涉及人的事情都非常重视，这样的事例以前很多，今后还依然会有。

中国崛起面临“大国压力”

记者：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直致力于塑造爱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您怎么理解这一形象的内涵？

吴建民：一个国家的形象是怎么塑造起来的？一是靠你自己的行动，二是靠言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说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怎么负责任？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13亿人，占世界人口1/5还多，中国事情办坏了，国家不稳定，如果有1％的人往国外跑，那个数字就不得了了，就会在世界上引起大的动荡。其次，我们中国人对于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我们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你看中国倡导举办朝鲜六方会谈，就是倡导和平。中国推动六方会谈，跟伊拉克战争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这个行动受到全世界包括美国人的好评。一切有利于和平的事情，中国总是积极参与。中国还外派了大量的维和部队，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里，中国是出兵最多的。另外，我们与非洲国家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2006年在中国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胡锦涛同志宣布了八项措施来帮助非洲国家，我们的目的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这也在国际社会上受到好评，因为非洲在全球化过程中已被逐渐边缘化，这也是中国为了解决世界面临的发展问题所做的努力。

我们还要看到，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承担了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中国参加了几百个国际公约，中国履行国际公约和义务的纪录是良好的，联合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国际上承诺过的事情都会认真去办。此外，我们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也尽到自己的责任，包括各种传统的和非传统的挑战，比如反恐，比如应对全球气候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认可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记者：不过，这些年来，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也遭遇过不少批评和指责，比如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国际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吴建民：我们应该看到，当今国际主流媒体是西方国家的，他们对我们还有很多偏见，他们的媒体报道中有许多歪曲和失真的地方，对中国的形象有负面影响。但我们相信事实胜于雄辩，这次围绕北京奥运会出现了一些外媒报道的反差，比如西藏“3·14”打砸抢烧事件和汶川“5·12”地震。“3·14”之后，西方媒体有一些歪曲事实的报道，但是汶川“5·12”地震之后，中国媒体迅速做了报道，外国媒体也很快加入进来，对中国的评价普遍较好。“5·12”之后我到国外去，有外国朋友跟我开玩笑说，如果现在竞选世界总统，中国的领导人是有资格的，说明很得人心啊。还有一个反差，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国际上有很多负面报道，批评中国空气质量不好啊，不尊重人权啊，没有新闻自由等等，但8月8日开幕之后，西方媒体报道的基调总体是积极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了事实，事实胜于雄辩。这对于我们的对外宣传和交流是很有启示的，就是如何通过西方主流媒体，让世界更了解我们，正确地认识我们。

记者：有人说，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承受更多压力，包括批评和指责，您认为中国应该怎么面对这种“大国压力”？

吴建民：一句话，多一点平常心。中国是个快速崛起的大国，必然会引起人家更多的关注，各种评论会很多，有好的评价，也有批评的声音，就像美国，国际社会对它批评也很多。所谓平常心，就是各种评论都可以听，他表扬我，我也不必太高兴，他批评我，我要做一点分析，看看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善意的，我就改进，没有道理、恶意的，不予理会就完了。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总有人对他印象好或印象不好，尤其你的发展很引人注目的时候更是这样，听取评论，不必过分介意批评。当然，改革开放这些年，中国是从一个弱国慢慢成长起来的，自然会很介意别人的看法，不愿意听到批评的声音，这样的心态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克服的，需要一个过程。

现在对于中国还只是个开始

记者：今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已经成功举办，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盛赞北京奥运“无与伦比”，2010年上海又将举办世博会，您觉得这会给中国的对外开放带来什么新的契机？

吴建民：这两大活动是当今世界两个规模最大的国际活动。奥运会是1896年第一次举办，一百多年来，中国第一次有了这个机会。奥运会是举世瞩目的，虽然运动员约一万人，观众上百万，但全世界的电视观众有几十亿。世博会比奥运会历史更久远，始于1851年。我刚参加了西班牙萨拉戈萨市举办的世博会，有500万人参加，等到上海世博会时，我们的估计是7000万人，时间也很长，184天。这两大盛会，使得世界聚焦中国。围绕奥运会，我们还有很多相关的外交活动，很多外国客人来中国，进行深入而广泛的交流，世博会也一样。聚焦中国的结果，就是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从而加深合作，可以想象，在这之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一定会有新的飞跃。我曾用四个词来概括它们的意义，就是大展示、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

记者：塞缪尔·亨廷顿曾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表示，当前的国际关系是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的，文明的对话越来越成为国际交往的趋势，您认为这30年来，中华文明在世界上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吴建民：当今世界还是西方文明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最近几百年，西方文明居于主导地位，世界对于西方文明了解比较多，对东方文明、中国文明了解比较少。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各种交流形式，把中华文明向世界传播，让世界看到中华文明的魅力。我们一直主张文明的对话，各国之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我们也始终在强调，中华文明是开放的，包容性强，我们不是跟人家搞冲突，而是倡导和谐。2005年，胡锦涛主席向联合国首脑大会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这其实是中华文明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理念，也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兴趣。过去几十年，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战争的时代转变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的时代，要“求同”，所以需要和谐世界。当然，今天的世界存在很多不和谐的因素，但是，把和谐世界作为目标提出来已经很了不起了，起码指出了一个方向，我们知道要向何处去，这是目标，也是对我们行为的规范。

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晚餐会，有人问我，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我用英文回答说：“Wechinese believe in peace and harmony.”(我们中国人相信和平与和谐)。随后，我给他们讲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我说，这样的事情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打仗把对方的首领抓住了，又放了，还放了七次。外国人听这个故事都听得入迷了，当场就有不少人问我，《三国演义》有没有英文版的，他们要去买，还有人跟我说，中国应该向世界出口“和谐”，这是中华文明的精华。

我还想强调一点，当世界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价值时，中国人自己也需要重新认识。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我们看到了世界上其它地方展现的人类文明先进成果，我们学习、吸收这些成果，但也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外国的东西好，新的好，中国的东西旧，不好。这是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然而，到了今天，是时候要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价值了。我在国外20多年，感觉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都在重新认识中国，认识中华文明的价值。我曾在国内一个大学作演讲，当时我问在座的几千名学生，读过《孙子兵法》的举手，结果举手的只有二三十个。而在法国巴黎高等商业学院(法国培养经济人才的最高学府)，《孙子兵法》是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

记者：您刚才提到，世界在重新认识中国，能否具体谈谈您在这方面的感受？

吴建民：在去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我参加了其中一场会议，那个议题是我在几十年外交工作中从来没有听说过的：Whatkind of the world does China want？——中国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前面讲过，以前，你不表态，人家通常不会来问你的意见，现在却来问，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因为过去一百多年，中国是被人宰割的对象。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崛起，中国的意见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大大增加了，建立什么样的世界，大家要问一下中国，这是一个新的现象，说明中国的变化牵动着世界的变化。

我还要举一个例子。也是去年，我到美国开一个国际会议，讨论21世纪的世界如何治理。会上听到一些著名人士的讲话，他们认为，既然这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那就让一些新兴崛起国家享有更多的权力。这个话也令我非常惊讶，谁都知道权力是最重要的，现在西方人提出来，要分享权力。我就问美国人，如果你们是中国人的话，你们想分享什么权力？美国人回答说有两条，第一个权力是撰写游戏规则的权力。因为最大的权力就是定规则的权力。美国人说，过去这个权力主要在美国人手里，欧洲人有点份，今后中国人可以参与。我又问他，第二个权力要什么？答：第二个权力是跟其他大国平起平坐。这是什么意思？意味着很多人类共有的自然资源，中国都有正当权利来获取，包括能源，原材料等等。外国人可以利用中国资源，中国人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源，这也是小平同志所说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其实，小平同志当年提出改革开放，有一种全球化意识在里面，他不是就中国看中国，而是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的大背景下来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全球化给世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改革开放使中国分享了全球化的好处，以后会分享得更多，现在对于中国而言，还只是个开始。（谢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