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快乐小康指数79.6

       中国比从前快乐

       2007年9月，《小康》杂志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对我国“快乐小康”进行了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2006～2007年度中国快乐小康指数为79.6，比上年的79.3略有提升。

       ★文/《小康》 研究中心

       有人说，对待幸福与智慧 有这样的区别：认为自己最幸福的人实际上就是最幸福的人，而认为自己最聪明的人则往往最愚蠢。

       认为自己聪明的人是否真的愚蠢不得而知，但认为自己快乐的人就一定快乐，因为它跟幸福一样，都是非常个人化的主观感受。

       于是，纯粹针对个人的调查就变得权威了。

       比从前快乐

       2007年，在中国，有28.7%的人感觉明显比上一年快乐，有44.6%的人感觉不太明显，26.7%的人认为不如从前快乐，总体上说，人们的快乐感比上年略有上升。当然，针对不同的群体，采用不同的调查方式，调查的结果会大不一样，譬如，农民比城市居民快乐感提升更快；网民比实地受访者更不快乐。调查结果显示， 39.2%的网民不如从前快乐，38.1%的网民觉得没有明显变化，22.7% 的网民比从前快乐。

       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居民的快乐满意度高于城镇居民，主要因为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提出建设新农村、走新型合作医疗等一系列对农民利好的政策，在这一两年开始发酵，农民从中得到了真正的实惠，收入也比以前增长更快了，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相反，对于城市居民来说，近几个月上涨较快的居民消费价格(CPI)增加了他们的不快乐，相对于CPI的上涨，相当一部分城镇居民的收入显得过低，影响其日常生活，导致了自己的不快乐。仅就衣食开支来说，只有30.6%的被访者表示能够轻松承受，64.5%的被访者表示自己只是基本能够承受。24.3%的被访者明确表示不能承受教育开支，28.8%的被访者表示不能够承受疾病医疗方面的开支。

       很多网友认为，房价、教育、医疗三方面的负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所以很难谈快乐。

       房价是快乐杀手

       无疑，在网友这一较年轻的群体中，房价是最沉重的负担。做“房奴”的压力是导致有房子的人不快乐的主要原因之一。去年的调查结果同样如此，今年房价涨势更快，价位更高，人们因此也更不快乐。

       在全部被访者中，仅有2.7%的被访者表示能够轻松承受这项开支，高达72.6%的被访者表示不能承受买房供房的开支，也只有24.7%的人表示基本能承受。而26.5%的被访者目前是租房住，但租金较高，影响到了自己的快乐。

       值得注意的是，在单位安排住宿和租房的被访者中，仅有17.6%的人对自己目前的居住状况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有35.3%的被访者表示对住房状况不满意。而在已经买房的被访者中，对自己目前居住情况不满意的只有14.3%。可以看出，即使租房能够保证居者有其屋，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希望有自己的房子，这让他们更有归属感，从而也更快乐。

       没房子的人渴望有房子，而“房奴”也有其苦恼。每月还房贷占去了他们大部分的收入。为此，他们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在衣食住行上的支出即使不拮据也得能省则省…….一切支出都受约束，自然不快乐。

       一位在一家效益不错的国有企业工作的“房奴”方小姐抱怨说，自2006年12月4日买了房子之后，她再也没有逛过街，也没买过衣物，更别说赶潮流了。而此前她每个月花于这方面的支出大约占其收入的三分之一。“我永远也忘不了2006年12月4日，我的不快乐也是从这一天开始的。”相当一部分“房奴”与其处境相同，尤其是独身女性 “房奴”。

       收入过低是不快乐根源

       归根到底还是收入问题。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如果收入的增长快于物价、房价的增长，将会更快乐。

       引起人们不快乐最主要的原因是收入不够多，其次是工作不如意。

       工作中最容易让人们不快乐的因素主要来自三方面：没有发展前途、收入低和工作压力太大，不同的年龄段，情况亦有不同。在26～45岁被调查者中，有39%的人看好自己的发展前景，相应地，他们对工作的快乐满意度比较高。其中在36～45岁被调查者中，因为事业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发展比较明朗，工作满意度比较高；在26～35岁被调查者中，大多目前尚处于事业的打拼期，因此工作满意度比36～45岁群体低，但他们对职业发展前景比较乐观。有43%的人看好自己的发展前景，只有9%的人不看好自己的职业发展前景。但在26～45岁被调查者中，有54%认为自己工作学习压力大。而46～55岁被调查者，基本已步入职业生涯的平稳期，工作变数比较小，所以有40%的人对工作比较满意。

       公务员最快乐

       在关于职业群体的调查中，公务员被认为是最快乐的职业，事实上在《小康》杂志连续三年的调查中，公务员遥遥领先。受访者认为，这些人享受体制内的种种好处，较高的收入、很好的福利，压力较小，发展前景也比较乐观，并且稳定。在每年国家公务员的招聘中，年轻人都趋之若骛。

       另外两个被认为较快乐的职业是自由职业者和教师。自由职业者最大的快乐来自自由，但收入的不稳定也会让他们不太快乐；教师的快乐主要来自授业解惑，当然前提是收入不错，也稳定，而且每年有两个长假。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影响职业快乐的最主要的原因依次是收入，然后是福利、满足感、发展前景、社会地位。

       美国的情况跟我们有些不同。最近，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有职业中，牧师这一人群的快乐指数是最高的，接着则是消防人员以及理疗师。美国的公务员没能入选十大快乐职业。他们的大部分快乐指数高的职业都同专业性、助人、教授以及鼓励保护他人密切相关。

       当然，薪水最少的职业往往也最容易悲伤，这跟我们国家的情况是一样的。

       已婚比未婚快乐

       快乐指数固然受经济因素影响很大，但让人们最快乐的并不是经济所能带来的。《小康》调查显示，通常人们的快乐一直源自家庭美满，占38.8%，居首位；其次才是收入占17.6%。

       78.2%的受访者对目前生活状况比较满意，关键是家庭和睦、感情融洽。60.8%的人认为，平时和家人的关系很好，27.4%的人认为自己和家人比较融洽，只有1.6%的人认为自己和家人的感情比较差。但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目前的生活压力偏大。

       目前呈上升趋势的离婚率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快乐满意度，25.2%的人不快乐来源于此。调查中发现，在经济、工作等条件相当的情况下，结婚的人则普遍比未婚者快乐。后者大多缺乏情感交流方面的愉悦以及人生各样悲喜的分担和分享。

       在网民心目中，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并不是最快乐的城市，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也不是最快乐的城市。四大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没有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快乐城市，经济发达的深圳、广州也没有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快乐城市。

       ★文/《小康》 研究中心

       调查的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

       经济并不决定一切，越富有并不一定越快乐。

       经过专家和网民的两轮推选，在《小康》快乐城市的调查中，被网民评为中国最快乐的十大城市依次是：成都、杭州、青岛、大连、昆明、苏州、桂林、厦门、香港、大理。

       入选的城市大多环境优美，很多地方还是全国的热门旅游城市，经济发展不错，工作压力不太大，人们生活质量比较高。成都以52.84%的得票率居首，网友对其评价较高，成都美丽、休闲、物美价廉、压力轻，所以被认为是最快乐的城市。杭州得票率50.35%，紧随其后，相比去年降了一位，但依然是网友心目中的快乐城市。

       地方官员也越来越看重老百姓的幸福感。杭州市市长蔡奇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说，一个城市的幸福感，不是官员自己说的，发言权在老百姓手里。他认为经济的发展未必带来幸福，发展经济，提高GDP，必须弄清楚对谁负责。“对老百姓负责，让老百姓感到幸福快乐，这才是关键。”杭州在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方面，采用排除法，“解决掉老百姓不幸福的方面，那么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就会提高了。”

       2002年，杭州市政府大概总结了需要排除的 “七难”，即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行路难、办事难和清洁杭州。最近，还将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两大问题也作为“破七难”的重要内容，形成“7+2”框架。

       这基本上反映了一个文明政府的意识，当然，实质效果如何，如蔡奇说的那样，发言权还是在老百姓手里。

       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四大城市的落选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意外的是，最发达、最现代的城市没能成为最快乐的城市。合乎情理的是，这些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物价，沉重的工作压力和生活负担，还有拥堵的城市交通、糟糕的空气质量等等这一切影响了人们的快乐。

       有意思的是，《小康》调查发现，在那些地方，尽管人们不像预想的那样感到快乐，但大多数人并不打算也不愿意离开。在那些城市，人们可以享受到现代化的文明和现代化的生活，可以寻觅到更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那些地方充满了希望和活力，充满了机会和诱惑。

       应该清楚地看到，没有任何城市是完全理想和完美的，但是排名反映出如何才能够享受长寿以及快乐地生活。而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就是为了更快乐地生活。

       网民心目中的十大快乐城市(共有3396人参加)

       选项比例票数

       成都52.84%1789

       杭州50.35%1705

       青岛49.53%1677

       大连46.63%1579

       昆明39.99%1354

       苏州39.25%1329

       桂林39.19%1327

       厦门36.83%1247

       香港35.12%1189

       大理34.47%1167

       ★采写/《小康》记者 张志

       伴随着“幸福指数”不断走入人们视野、成为热门词汇，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博士后、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教授邢占军的知名度也在不断提高。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他近十年来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2007年9月，《小康》杂志就有关幸福指数问题专访了邢占军教授。

       《小康》：幸福指数与GDP指标应该是什么关系？幸福指数会取代GDP指标吗？

       邢占军：GDP指标与幸福指数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互相对立排斥的。幸福指数和GDP所发挥的功能是不同的，幸福指数发挥的主要是诊断和预测功能，是一种约束性指标，主要功能是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而GDP所发挥的主要是一种指示功能，是一种发展性指标。如果说GDP指标主要考察的是发展速度的话，幸福指数指标则主要是从发展方向来加以考察的。我们应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幸福指数作为GDP指标的必要补充，使之成为考察社会和谐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

       《小康》：幸福指数一经推出在东部发达地区就产生了不小的反响，您觉得幸福指数适合作为考察政绩的指标吗？

       邢占军：对幸福指数要进行合理定位，应避免走进幸福指数崇拜(像GDP崇拜那样)误区，直接将幸福指数作为考察政绩的指标是不可行的。在追踪幸福指数的变化时，主要是看发展是否偏离了终极目标，而不是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指数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也不是看它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中位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当然，可以采用幸福指数对城乡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不同地区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目的在于对以往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进行评估，为现行政策的调整和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而不是作为政绩评价的标准。

       《小康》：既然幸福指数获得了多方好评，那么是不是幸福指数增长越快、越高越好。

       邢占军：考察幸福指数，并不是追求幸福指数无限增长，而是力求通过幸福指数来考察人民群众主观生活质量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而调整政策取向，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良性运转。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需求水平也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提升，这可能导致“幸福陷阱”的出现。所谓“幸福陷阱”，是指客观条件改善导致人们需求水平的提高，但在一段较长时间里观察，人们的幸福指数有时并不随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客观指标的加速增长而明显增长，甚至可能出现暂时的下降。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期待幸福指数与GDP同步增长，也没有必要统计幸福指数的同期增长率以及对这种增长率进行预先的规划，更没有必要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不同形式的排名。

       《小康》：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有什么意义？

       邢占军：首先，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指标。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

       其次，幸福指数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检验我们各项政策的标准只能是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尤其是当前我国社会仍然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民众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充分考虑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民众幸福度的协调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