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选
　　1930年北京大学决定筹建研究科，本校物理系优秀毕业生高燮宸被选拔进入研究生进修班。后来，这位日照才子没有同他的师弟马仕俊、郭永怀等人一样走科学救国之路，而是弃笔从戎，这也是国家面临危亡的那个年代里众多革命志士的人生选择。

　　一
　　高燮宸，1905年农历5月出生于山东日照县高家村。这是个东濒大海的村庄，村民世代务农，穷困闭塞。高家有十几亩薄产，勉强维持日常家用。
　　高燮宸有一位名叫高於华的叔叔，高於华在清代光绪年间考中举人，获广东盐务大使一职。当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之时，一些官员趁乱攫取国家财产，此时的高於华却似污水中的一股清流，虽掌管地方金库钥匙，但他分毫未取钱财，还再三叮嘱下属“为了国家，把这些金银财宝留给革命军吧”。自此他弃官为民，投身于教育事业。在日军侵华期间，高於华家从不张贴春联。村民问高於华不贴春联的缘由，高於华沉痛地答道：“国家眼看灭亡，怎能贴春联？”这真诚的一句话，道出了他忧国忧民的赤子之情。
　　在高氏家族的优良家风敦化下，高燮宸自小树立了爱国救民思想，刻苦学习，成绩优异。1921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早于高燮宸三年，莒县人王尽美考入同一学校。王尽美是中共一大代表和中共山东党组织的创建者，他在省立师范学校读书时，积极领导学生开展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很大。高燮宸进入这所学校读书，人生观、价值观受其影响也很大。他很快加入青年爱国运动行列，如饥似渴地学习进步书刊，针砭时弊，提倡改造社会、改造教育，满怀豪情地参加爱国运动。
　　1925年夏，为悼念在“五卅惨案”中牺牲的尹景伊烈士（日照县张家廒头村人），日照县立初级中学学生及各界人士代表发动上千人，在县城和张家廒头村分别举办追悼大会，吊唁三天。此时正逢暑假，高燮宸同安哲、郑天九等日照籍学生，利用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相互串联一起，参加了这次大规模集会活动。为了声援上海的反帝斗争，又成立日照县“沪案后援会”，掀起全县反帝爱国斗争，发出“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的怒吼，开展砸庙、砸神龛等反迷信活动。
　　经过较长时间的思想觉醒与革命实践锻炼，高燮宸在师范毕业后，尽管生活十分艰苦，但他没有直接就业养家，而是选择了继续读书，因为他对政治的兴趣日益增长，想要实现更广阔的人生理想。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温床，又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孵育者，这里云集了众多革新人物和学术大师，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弘扬爱国与进步思想。鲁迅先生所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因此，刚踏入北大校门的高燮宸，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仿佛每天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拉扯他拼命向上奋争。他刻苦读书、实验，还要参加各类集会活动，以及勤工俭学、受聘教书来筹集学费与生活费。那时高等教育的多数物理教材、资料属外文版，高燮宸还必须挤时间补习英语。因此他每天休息时间仅为四五个小时，又加上生活拮据，身体渐渐地吃不消，不幸患上肺结核，这种病在那个年代很难治愈。1927年高燮宸休学返回高家村。为了驱走病魔，在无特效药物治疗和良好营养条件下，他坚持每日跑几十公里路，到海边洗澡和日光浴，强健体魄，最终奇迹发生了！他身体慢慢康复起来。
　　高燮宸在休学养病的那段日子里，并没有消沉懈怠下来。当时，震惊全国的北伐战争势如破竹。1927年6月28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曹万顺部攻克日照，将长期盘踞在日照为非作歹的军阀一举击溃，驻扎城南，日照县民众为之沸腾。高燮宸等进步青年组织日照县立中学学生和各界人士，举行大规模游行，他们中有的举着小红旗夹道欢迎，有的箪食壶浆慰劳北伐军。在北伐军支持下，日照县各界人士组织民主选举，成立了民众动员会，动员会又下设各部，高燮宸被推选为商人部长。高燮宸在县城东边高家村的一家商铺里，多次召集商人代表开会，商讨在北伐革命大好形势下各界联合起来振兴民族工商业的办法，制定抵制外国商品的详细措施。会后，高燮宸发动爱国商人、青年分头在海口码头、集市等重点场所演讲、发传单，启发民众觉醒、反抗，以实际行动支援北伐战争。
　　1928年5月，日军在济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惨案消息传到日照县后，中共日照县委成立了“抗日外交后援会”。高燮宸等爱国青年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领导成立宣传队，分头到石臼所、涛雒、安东卫等地，揭发日军侵略暴行，发动民众开展对日经济绝交行动。高燮宸和范景蘧等人在夹仓口岸没收了8车火柴和2车布匹日货，直接惹怒了反动商人。日照县立中学利用青年们所查禁日货的部分罚款，购得进步书籍1.2万册，建立了“五三图书馆”。
　　1932年10月日照县爆发了声震全国的农民暴动。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当局联合布下天罗地网，四处追杀暴动队员。日照暴动南路纵队指挥郑天九经伪装逃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由青岛辗转到上海落脚，生活非常困难，遂写信至北平向高燮宸寻求帮助。正在北大读书的高燮宸毫不畏惧被捕的危险，马上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当掉，换来资金帮助郑天九来到北平。不久，郑天九与中共北平市委接上了组织关系，他经常秘密运输和散发一些革命宣传品。高燮宸利用自己的学生身份，多次掩护郑天九行动，如搜集情报，散发传单。1933年7月，郑天九遭北平国民党宪兵逮捕。高燮宸冒险去监狱探望郑天九，全力寻找营救信息，完全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可不幸的是，9月，郑天九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高燮宸非常悲痛，更加痛恨黑暗的社会当局，思想更加激进。
　　1935年高燮宸北大毕业后至1937年，他相继被聘为栖霞、日照、莒县三地的中学校长或教务主任。教学中，他联合进步教师，发动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遭到反动势力的抵制，仅仅两年就换了四个学校。　　

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展开了全国性抗战。全面抗战一开始，因时局十分动乱，一些日照籍知识分子从外地暂时返乡。1938年春，国民党第57军第112师所属667团团部驻扎日照县碑廓一带。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成员秦亢青、秦寄萍兄弟俩（涛雒下元人）以“平津流亡学生”名义来到碑廓，与第112师中共地下工委接上关系。6月，第112师中共地下工委成员赵志刚等人在秦亢青兄弟俩引导下，到涛雒一带开展抗日宣传，发展党员。不久，成立了中共下元特别支部。在下元特支的发动下，高燮宸等一批爱国青年加入国民党第57军抗日宣传队，公开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成立了“血花剧团”，剧团成员用惟妙惟肖的表演鼓舞了群众抗日斗志。1938年底，高燮宸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2月，中共日照县委在下元特支的基础上恢复成立。高燮宸受县委委派，以社会名流身份，通过竞选，担任国民党日照县第五区区长。他以此身份作掩护，巧妙地同资本家、地主、国民党周旋，千方百计地为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筹集粮食与钱款，输送大量青年到八路军队伍。1940年山东各地的抗日根据地加强了政权建设，3月，日照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高燮宸任县长秘书，参与制定了《日照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号布告》。高燮宸严格执行“三三制”原则，忘我工作，深受抗日群众欢迎。在共产党推动下，1940年11月，日照县进步民众成立了各界民意机关——日照县参议会，高燮宸被推选为参议会副参议长。1942年秋，高燮宸任参议长。
　　1941年和1942年是日照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蚕食”与封锁。国民党顽固派趁机勾结地方反动势力结成反共同盟，向抗日根据地疯狂进攻，同时进行反动宣传和特务活动。反动组织“万仙会”大肆蛊惑群众，以“滚雪球”形式触及到日照县上千座村庄，集结两万余人，他们用挖心、剜眼、断舌、活埋等丧尽天良的手段，残杀共产党员干部、抗日战士和军属。在这严峻形势下，高燮宸参议长毫不退缩，坚持进村进户，深访群众，遍访社会名流，耐心作思想工作，宣传共产党抗日政策。有人担心地问高燮宸，既然特务和“万仙会”分子密布，难道你不担心自己身份暴露，被他们抓去？高燮宸淡淡一笑，答：“从我入党的那刻起，我的生命就已交给党了！”那几年每逢春节，参议会都会配合抗日民主政府掀起大规模参军高潮，有人对此编了段顺口溜——“县长参议长抬花轿，披红戴花多荣耀，儿郎参军把敌杀，赶走日寇保国家！”生动描述了群众参军的热闹场景。
　　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2年甲子山战役胜利结束后，滨海专员公署副专员兼日照县县长崔介决定趁机组织召开日照县开明士绅名流座谈会，扩大甲子山战役的影响，鼓舞广大军民的抗战士气，揭发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并对共产党提出改进意见。组织会议时，高燮宸参议长主动请缨，秘密返回高家村，动员叔叔高於华来根据地参会。高家村仍处于敌占区。为安全考虑，高燮宸安排叔叔假装走亲戚，倒了一站又一站路，穿过敌占区重重关卡，终于到达根据地。高於华通过实际观察根据地的发展变化，并将根据地和敌占区作了对比，在会上深有感触地发言道：“人心向背是根本，日本鬼子长不了，国民党违背民心也不行，国民党之所失，正是共产党之所得。”他的这一番话，对日照县社会名流的思想触动很大。

　　三
　　1945年9月全国抗战胜利结束后，高燮宸调任滨海区救济委员会主任。当时，联合国拨给中国一批救济物资，由联合国救济总署调运。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其合法的控制权，已控制了全国主要海岸港口，阴谋攫取全部救济物资。在石臼所等港口，高燮宸运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主动同美国官员打交道，协商、争取接收物资。高燮宸聪明敏捷，逻辑严密，加上长期对敌斗争经验使他遇事处变不惊，从而显示出不凡的外交才华。一开始，美国人对眼前这位穿着朴素的中国人居然会熟练运用英语，非常惊讶，后来逐渐被他身上的民族气节所折服。同时，高燮宸灵活多变地处理同国民党反动分子之间的复杂矛盾关系，或主动斡旋，或激烈交锋，为解放区争取了大量物资。
　　1947年，高燮宸从烟台随山东救济总署撤往东北战场。随着东北解放战场战事的推进，一方面，高燮宸忙于接收工矿企业，另一方面，需要时时提防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斗争，保卫国家财产。
　　当时东北地区的军用和民用领域，都对煤炭需求十分紧迫。党组织决定将高燮宸派往赛马矿务局工作，任命他为煤矿秘书主任（相当于副厂长职务）。赛马煤矿是人民解放军在辽东半岛收复的第一个煤矿，辖十几个矿井，始建于日军侵略东北时期，布局很不合理，生产落后，国民党失败时还将发电厂几乎炸平，矿井通风不良，井内瓦斯含量严重超过安全系数，因此矿井爆炸事故时有发生。
　　针对煤矿堆积如山的困难，高燮宸带领技术人员深入每一处矿井考察，确定先解决采煤“卡脖子”问题，原来矿山一直沿用“掌子火炮采煤”方法，人与点炮点距离近，容易伤人。高燮宸和技术人员通过多次观察采矿爆炸现场，又搜集、制作实验器材，最终发明了“电炮采煤法”，大大提高了采煤的安全系数。矿工纷纷要求上级给高燮宸记一等功。高燮宸拒绝功劳，说：“这是我个人的责任，是项小改革，只是用北大读书时学的知识为国尽一点力。”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高燮宸调
　　往东北煤矿管理局从事教育工作，直至1957年，他始终奋斗在教育战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撤销了党内外职务。
　　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期，高燮宸被单位下放到一家炼焦厂劳动。当他发现原始落后炼焦方法浪费大量煤炭时，他下决心钻研炼焦技术。时年，高燮宸已五十多岁，离开北大校园久远了，而且他的青春韶华又大多在战场上挥洒，所以搞炼焦技术革新实验，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个大挑战。况且仓促上马、技术设备落后的炼焦厂，根本不存在实验室，又不重视科研创新。有人劝说高燮宸：“你都不当领导了，靠边站了，管那些闲事干嘛？”高燮宸对此置若罔闻，内心笃定一定要搞好技术攻关。
　　在技术攻关的日子里，高燮宸认真查找书、资料，自学化工知识，逐一琢磨工艺环节、流程，边研究边实验，几乎天天满身油污，有一次棉衣被大火烧掉了一大块，他却浑然不知。那时国民经济困难，高燮宸家靠粗粮勉强糊口，他工作至深夜时，经常饿得头昏眼花，就站起来踱几步，喝点白开水，再继续研究。周末，儿子回家团聚，看见桌上一摞摞写满密密麻麻数据的图纸和日渐消瘦的父亲，忍不住伤心地落泪，劝说多注意身体。高燮宸却拉着儿子一起讨论水泵排水问题。最终，高燮宸又一次取得改革实验成功，不仅帮助炼焦厂提高了炼焦质量，而且在炼焦中额外提炼了大量煤焦油，促使工厂扭亏为盈。
　　电影《无问西东》的开篇有一句旁白：“如果你们提前了解了，你们要面对的人生，你们是否有勇气前来？”我想，这对于共产党员、北大学子高燮宸来说，答案会是肯定的。
　　1966年，当年迈多病的高燮宸得知自己将要下放偏远农村劳动时，他掏钱买了铁锹和镐头，准备到更艰苦的地方接受劳动锻炼，以强大的勇气去迎接人生的又一次挑战。“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燮宸遭受迫害。1977年12月3日因病去世。
　　（作者单位：中共日照市委党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