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浮棚山事件发生后，日照县的2个区、9个乡的政权和区中队丧失，根据地进一步缩小，日照县委、县政府机关不得不再次南移，八路军在日照县的控制区只剩下碑廓、汾岚两个区的全部及巨峰区的一部分。

　　为了阻止敌人继续疯狂南侵，保卫抗日根据地，1941年4月上旬，五地委(1939年7月，中共鲁东南特委改为五地委)指示日照县委，要坚守山（磴山、圣公山）北沿的斗争。下旬，县委、县政府机关及县大队第四中队共计400余人进驻沟洼村休整。在此期间，发生了惨烈的沟洼事件。

　　24日深夜，国民党顽固派第57军第111师第331旅旅长孙焕彩纠集顽保安第16团李延修部，共1000余人，包围了沟洼村。

　　25日凌晨，敌军突然袭击，日照县大队和县委、县政府机关人员正在集合上操。当时，县大队刚刚升级不久，部队骨干和主要武器都编入了主力军，驻沟洼的第四中队是新兵连队，缺乏战斗经验、战斗力较差，在遭到突然袭击的情况下，部队领导认为组织反击会更加不利，便决定立即突围。经过奋战，县机关的大部分人员突围出去，但县机关人员苏天、兰瑞生、秦佩三等人与第四中队战士，共计50余人被俘，杨晋培等6人在突围中牺牲。后来，被俘人员也一一被害。

　　沟洼事件后，日照抗日根据地陷入严重困难局面。日照县的抗日根据地只剩下西起碑廓东至安岚不足20公里、南北仅10公里的一片狭小地带。从此，为战胜严重困难，日照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