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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灾荒时大兴土木:称如此救灾最有效

发布时间:2015-01-18 17:05:00

       灾荒与经济萧条,是有人类以来挥之不去的噩梦。范仲淹主政浙西时,就发生了波及整个江浙一带的严重灾荒。范仲淹是如何应对的呢?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此有完整记录:

“皇佑二年,吴中大饥,殍殣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

“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

“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岁饥发司农之粟,募民兴利,近岁遂著为令。既已恤饥,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生之美泽也。”

意译一下:公元1050年,吴中发生大饥荒,饿死的人满地都是。此时,范仲淹在浙江当“人民公仆”。他的应对之策是,开官仓放粮,募集民间财物,假富济贫。这没什么稀罕的,但范仲淹的奇招是,组织龙舟比赛,且率领下属,日日宴饮于西湖之上。自春到夏,终日不绝。又召集寺庙主持,和他们说:饥荒之时,工钱便宜,赶快大兴土木,修寺庙啊。再修建粮仓和官吏住宅,每天用工上千人。有个官员看范仲淹如此作为,就参了他一本。为此,范仲淹亲自写了一个条陈,为自己辩解说:所以宴饮和大兴土木,都是用富人、富余的钱,去做应该做的事儿,因此,带动商业、饮食、务工和制造之兴起,每天因此而糊口的,不下万人。救灾和振兴经济,没有比这更有效的。

实际情况如何呢?那一年,两浙灾荒重灾区,只有杭州社会安定,没有流民,这都是托范仲淹主政之惠。此后,凡是发生饥荒,各地发官仓之粮,召集民工兴修公共设施,遂成为惯例。这种做法,既可以救恤灾民,又可以成就公共事业,这都是范仲淹的美泽啊。

不过,也不要高兴得过早。我的看法是,虽然范文正公很好地解决了两浙之饥荒,享誉当时,流芳于今,可终究是经验之谈,经济学在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更没有成为科学。这不是范仲淹之过,而是中国学术之伤。中国学术从来都是大杂烩——没有学科分类,也没有概念之提炼与抽象,更没有严谨的逻辑与方法。


同样或类似的事情,西方人遇上了,会发生什么呢?1929~1933年漫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凯恩斯赶上了。1933年,凯恩斯出版了经济学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此书既奠定了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又确立了凯恩斯的大师地位。凯恩斯的基本论点是:市场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在追逐利益的引擎驱动下,工厂大量生产,使得供给远大于需求,产品过剩,竞争加剧,价格下跌,而劳工就业不足。劳工收入下降,购买力降低,从而进一步拉低价格,经济萧条因而由浅入深陷入绝境。

应对之策是:刺激需求。如果是封闭经济体,则有两种需求,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如果是开放经济,还有一个出口需求。比起后来的明清两代,北宋要开放得多,但因时代所限,肯定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范仲淹能用的招数,也就只有投资与消费两种选择。范文正公的投资,主要是两项:一是寺庙;二是官衙和粮仓。消费也有两手:一是赛龙舟;二是大吃大喝。

范仲淹与凯恩斯,一中一外,一古一今,在大致相同的经济萧条面前——只能是大致,不可能是相同——采用了基本相同的应对之策,也取得了大体类似的结果。

帝制、北宋、范仲淹;资本主义、英国、凯恩斯,时空相隔,世事悬殊,却上演着惊人相似的一幕。这其中,究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隐含着某种必然?究竟,中国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风景,还是人类世界风景的一部分?值得深思。

责任编辑:范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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